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前后，正是世界各国共产党蓬勃兴起之际。
较之共产国际“一大”，共产国际“二大”在推动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政党建设的规范性方面作用更为显著。大会明确，“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并对“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规定：至迟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4个月内“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等等。
共产国际成立4年涌现的33个共产主义政党，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在原有的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左翼势力的基础上，召开代表大会（包括联络新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通过加入共产国际、改名共产党等重要决议，从而改组为共产党；其二，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员另组新党；其三，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的联络社会民主党左派）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共产党的成立。
除了少数例外，当时新生的共产党大多是在大中城市创建。其首要根源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城市中兴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体现。其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通常以城市为聚集活动地。再次，大中城市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资源优势，也为共产党创建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标志共产党成立的全国代表大会适宜在大中城市召开，这一创党通则符合当时中国历史情境。
当时xx与北京、天津、广州等均为中国一线城市。陈独秀起初并无意在xx久留，然而，xx以商兴市、以商促工，新兴工人阶级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强，方便决定走俄式革命道路的陈独秀去接近工运。
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准备方面，xx与北京一南一北构成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两大重镇。xx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也吸引苏俄与共产国际在此“布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于1920年6月在xx成立，积极联络指导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办教育，历史机遇曾经垂顾广州。继任党的书记职务的李汉俊与陈独秀发生龃龉，坚辞书记一职，由李达代理书记；后又派包惠僧赴粤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然而，包惠僧抵穗不久，xx来信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一个世不再遇的莫大荣幸，与广州擦身而过。
1921年6月初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在与李达、李汉俊商谈后，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是，中共xx发起组全力承担起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共一大在xx召开顺理成章。
在大会筹备与召开期间，中共xx发起组充分利用了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交通枢纽中心、租界“安全岛”等诸多便利条件。然而，“安全岛”效应相对有限，7月30日夜法租界巡捕程子卿误闯会场，中共一大原定的最后一次会议被迫中断，后转至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召开。
不过，中共一大先后在xx、嘉兴两地召开，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两个诞生地。考察1919年至1922年成立的诸国共产党，除去会期一天的，建党日的确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会召开的首日；二是大会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表决日；三是，因表决加入共产国际而导致分裂且左派属于少数，为此左派另开大会组党，实际上仍以另开大会的首日为建党日。
中国共产党最适合取大会的首日作为建党日。事实上，据张国焘、李达等人回忆，在中共一大开会的第一天，无论是大会主持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都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外，当时与会者都一致认同共产国际的领导，这还能得到1921年下半年产生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印证。
毛泽东确定“七一”为建党日，贯彻了建党纪念日理应定于一日、宜前不靠后的原则。既然中共一大会期明确，那么，成立日自然是大会开幕的首日，而不是结束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也应以中共一大开幕与主要会场所在的xx为是。早在1949年“七一”来临之际，宋庆龄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就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在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