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后再无大师——《南渡北归》读后感1500字：
原创：夜逃少年；一直对西南联大的存在抱有一种神秘感，因战事而成立，偏居西南一隅，却是集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和教授之地，战后即解散。中国后来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学者，很多都曾在战争时期于西南联大就读。
那时的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要不是前段时间看到北大校长在校庆时说出的鸿浩之志，我可能也不会有决心看这本书了。
最开始买这本书时，以为是关于西南联大的，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那些待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教授，好多我只闻其名，不知其人其事的人物慢慢对上了号。
看完整本书，有三个好奇与学习。
一、没有学位的学者
说那时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组建国学研究员，聘请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李济。王国维当时对这个阵容和清华的校务安排颇为欣喜，说：“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这些教授的聘请，都遵循了一个“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的原则，除了赵元任是哈佛博士外，王国维和梁启超，无文凭但早已是声名远播，而陈寅恪，虽然放洋游学列国十几年，可终未能获得一张文凭，“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
当时的陈寅恪，精通梵文、西藏文、巴利文、英文、法文、德文等，虽没有追求文凭、博士学位，但也被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教授们所推誉，所以当时被推举为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时，也曾遭到反对，毕竟没有文凭，可梁启超、吴宓极力推荐，梁启超甚至拿自己举例子，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终身最信服的10字名言，也是我的新信仰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让我想起，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纪》里说过的，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才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教育出来有批判性思维的人。
那时的大师中，学历“较低”的还有：史学大师钱穆、哲学大师梁漱溟、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数学大师华罗庚。
想想啊，那时真的是一个识人才重人才的年代，只要有才华，就会被赏识，无论学历，学位。
二、选择和命运
《南渡北归》三本书的最后一本是“离别”
篇，讲了在国共内战后，学者们直至终老的命运。
去了台湾的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李济、叶公超等人，虽然在各自政治位置上有起有落，但至少都得善终。
而留在大陆的文人们，基本都是为了家人和为了国家建设留下来的，他们觉得，无论何时，都还是需要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当时新成立的国家领导人们，也积极呼吁在外的学者，回国建设祖国。
史学家唐德刚形容内战后的两岸学者道：“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
可谓非常精确了，留在台湾的各位，参政从政；留在大陆的各位，就开始全面批判自己了，拿郭沫若来举例子，他曾经说过：“…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念有时候很模糊。”
各式运动开始了，“幸运”的如林徽因、梁思永等人，在五十年代过世，躲过一劫，而之后的文人，就如陈寅恪所言：“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由曾国藩后裔、南京博物馆馆长、才女曾昭燏于1965年在南京灵谷寺自杀，开启了知识分子被迫害后自杀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