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世界的终极答案！
叶夫根尼·扎米亚金的《我们》不仅与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因为相同的文学主题，而且还对后两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赫胥黎还是奥威尔，都曾直言《我们》带来的触动，并且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某些和《我们》相同的要素。
倘若把三本书做一个横向对比，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这些相同的要素：在一个杜绝自由意志、只把人视为社会齿轮的专制政权中，突然出现渴望甚至觉醒自由意志的反抗者，然后专制压垮自由，一切恢复平常。
但地基相同，建筑物却可以千姿百态。就像三位作者以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为蓝本，各自加入某些新的要素，从而编织出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或许正是因为不同要素的存在，在后世的评价中，三本书受到的褒贬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美丽新世界》和《1984》各有千秋——或者《1984》略高一筹，但两者的整体评价都高于《我们》。
在我看来，《我们》的评价低于《美丽新世界》和《1984》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故事脉络，而在于作者对故事中极权主义国家的整体设定。
在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描述中，《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扎米亚金自始至终都没能告诉我们，统治者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人民的思想，以迫使或让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极权统治。
就像在《美丽新世界》中，统治者维持极权统治的途径是通过催眠胚胎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并用梭麻让人深陷“幸福”的幻象；而在《1984》里，统治者维护极权统治的方式则是依靠对媒体和书本的控制，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
但《我们》没有，扎米亚金呈现的只有极权统治下的社会状态：统一政权一体国每年进行一次民主选举，用以推选其最高领袖造福者，候选人只有上任造福者，读后感www.simayi.net任何人都不得投反对票，否则会以危害国家的罪名公开处刑；普通人被称为号民，居住在透明的玻璃房里，彼此之间只能以代号称呼，所有人每天同时起床、同时入睡，娱乐活动是跟随国歌四个人并排走，每个人的一切都被把控在政府手中——包括做爱时间。
这是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远甚于《美丽新世界》和《1984》，所有人都是被剥夺自由意志的齿轮。但正因为极端，我们才需要一个如何维持这种生活的解释，而扎米亚金却没有做到。
这就使《我们》中描绘的生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尽管表面看上去恐怖，但却经不起耐心的推敲。
但《我们》同样拥有《美丽新世界》和《1984》所不及的地方，那就是扎米亚金关于革命的思索。在“反乌托邦三部曲”里，《我们》是唯一一部出现以推翻极权主义国家为目标、并且实施行动的地下组织的作品。
在《我们》中，主角D-503曾经和地下组织展开过一段精彩的对白：
——既然这样，把最后的数告诉我吧！
——什么最后的数？
——最后的，终极的，最大的。
——数是无限大的，哪里来的什么最后的数呢？
——既然这样，又哪里来的最后的革命呢？
这段对白隐藏的实质上是扎米亚金对政权或革命的思索，它的性质就像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任何政权终会因时间的延续而背离其初衷，从而引发新的革命。
然而或许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扎米亚金以悲怆的方式否定了其关于革命的思索。
在故事结束前，D-503的邻居焦急告诉他新的发现——没有所谓的无限大，如果宇宙是无限大，那么宇宙内所有物质的平均密度就应该是零——这与常识相悖。
于是先前的结论就被推翻，如果一切都有尽头，那么也应该有最后一次的革命。所以故事走到这里，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如何塑造一个没有革命的社会？
扎米亚金早已准备好他的答案，从《我们》的中间部分开始，扎米亚金就反复提到一体国的新发现：可以通过切除大脑的某个区域，切除掉人类的“想象力”。而在故事的最后，所有号民都不得不接受该手术。
当想象力被切除，欲望、梦想、自由意志也就随之而去，一个人就成为任人摆布的机械或行尸走肉——社会也就失去革命的可能性。
这就是扎米亚金的答案，一个关于最终的设想，一个只能存在于文学中的设想，也是《我们》的伟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