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在豪华住宅聚会照片 （图源网络）
光绪十八年（1902），爱新觉罗·载涛袭贝勒，故人称涛贝勒。载涛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七子，与光绪为同父异母弟，袭贝勒后又加郡王衔，任总司稽察、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等职，管理军谘处事务，权势甚大。于是，前来求助者络绎不绝。一次，有人请求涛贝勒办事，只见信封上写了“千佛面经”四个字，涛贝勒傻乎乎的不知所谓，当着众人面将它拆开给大家看，结果里面是一张千两银票也。
这是《春明梦录》中记载的一件事。《春明梦录》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何德刚所著，他长期在清末吏部供差，任主事，后外放府道。长期的京官生活，使他熟谙清朝中枢各部内情，民国后追忆往事，写作此书。书中记录了作者的亲历见闻，其中记述户部在京各库之贪污、浪费、官吏之营私舞弊详尽具体，尤其记述了“三敬”陋规，为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史料。
《春明梦录》书中记述：“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这里指的清朝中央级衙门及官吏收受礼的陋规有“冰敬”、“炭敬”、“别敬”。所谓“冰敬”，是为消暑而送的礼，算是个防暑降温费吧；所谓“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礼，算是个防寒保暖费吧。冰敬与炭敬都是以官场惯例的形式存在的，而这样的惯例还不仅于此。外官出京，也要给京官送上一笔“红包”，称为别敬。所谓“别敬”，是地方官奉派出京或到中央述职离京时要给有关官员送的礼，有师生关系的门生还要向老师、同年馈赠的礼。
“冰敬”、“炭敬”、“别敬”是个什么行情呢？从史料看，冰敬与炭敬没有具体标准，但基本原则就是地方官员不能太小气，必须保证有福同享。只有“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才能当好官、发好财。据《春明梦录》记载，同光以后，只有督抚送军机还有冰敬，其他外官送京官只有炭敬。炭敬的标准，从八两到三百两不等，基本上是按照官阶大小排列。虽然，看起来送的不多，但是当朝权贵、同乡、同年、朋友都要一一送到，连籍贯是自己任职省份的所有京官都要全送，这对于外官来说花费也就不小了。在送炭敬的时候，官员们都好面子，不能在红包上只说包了多少银子，但又要让收礼的一目了然，怎么办？送八两或者十两的，在红包上写梅花诗数十韵，要是四十两就写四十贤人，三百两写毛诗一部，把本来尽是铜臭味的送礼变得儒雅无比。
至于别敬，倒是有“明码标价”的。历任清代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录，他多次外任大吏，“出京留别”时送别敬花了不少钱。他向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六部尚书、都御吏、侍郎、大九卿、同乡、同年、世好等赠送的“别敬”，在1845年任陕西粮道时送了1.7万两；在1847年任四川按察使时送了1.5万两；在1849年任贵州布政使时送了1.1万两；在1850年任河南布政使时送了1.2—1.3万两。另有记载，同治年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就谈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1.4万两别敬。
送别敬有个“潜规则”，那就是“烧香哪个菩萨都要烧到”。外官晋京馈送的别敬，数目有限，得受者多的不过数百两，少的仅数十两或数两，但不止馈送一人，而应致送的则以数十数百人计。《春明梦录》记述：“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若是位隆权大的外官，每年晋京陛见或办事之人数百甚至上千，累之不可计数的，“开销”那就大了，如张集馨、曾国藩之辈，一年馈送的银子都要上万两之多。
《春明梦录》还记载：“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这里讲了一个“团拜”，每年同年同乡搞搞关系、热络热络，红包也是断不可少的。外官馈赠京官除了常见的“敬”以外，还有多如牛毛的“红包”，如岁金，节敬、程仪、贽礼、赆礼、赙礼、贺仪等，有的馈赠银两，有的馈赠古玩、字画，有的则馈赠方物吃食等。当然，如有要事相求，可就不止这些个“敬”了。如前所述，请求涛贝勒办事，则需千两银票了。
清朝官员豪华住宅老照片 （图源网络）
炭敬、冰敬、别敬等陋规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京官收入比较低。何德刚在《春明梦录》中说了自己的情况：“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清朝的俸禄制度大体上沿袭明朝。明朝的官俸定额是比较低的，但清朝各级官俸的数额都要低于明朝。当年位极人臣的一品文官，正俸年收入不过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4万出头。这份工资，即使在当时也算不得多高。为安定官心，朝廷就给了京官一笔专门的收入，叫做“恩俸”。本来京官的工资收入包括俸银与俸米，外官则只有俸银没有俸米，对比之下，外官就显得更不平衡了。
于是，为稳定地方干部队伍，朝廷又推出了安抚外官的特殊政策，专门设立了“养廉银”。养廉银的设立，本来的目的是改变京官与外官的收入严重不均现象，但由于养廉银数额之巨大，新的不平衡又产生了。这样，京城的官员则需要别的生财途径，让外官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与京官分享，冰敬、炭敬与别敬，就是这样的一种措施。
当然，外官向京官馈送红包，更重要的是京官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我们仅从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就可窥得清朝官场的黑暗。
“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京官的信息要灵很多，且大多权重。《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京官不仅掌握这些信息，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这样，地方官用钱物换取高升的机会，京官也多了一种聚财的手段，彼此各取所需吧。
炭敬、冰敬、别敬等陋规的钱财哪里来？在清朝，“三敬”之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它的来源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一级压一级，上级向下级伸手索取，以至于走向半公开渠道。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以进京陛见“盘费短少”紧要为名，勒派属
员道、府、州、县共七十一员送银八万余两。更主要是地方官员设立各种多如牛毛的税赋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乾隆四十九年，历任两广总督俱用盐商提供给他们进京“贴补公费”的银子达三万余两至五六万两不等。
《春明梦录》总结“三敬”的历史说：“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其实，嘉庆道光以后，由于国力渐衰，“三敬”就处于日益严重的失控状态之中，陋规在社会生活中已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科敛竟溢于陋规之外。”陋规渗透到官员、衙署的政务活动、日常生活中，社会为此负担沉重，对人心道德戕害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