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明月光
每每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人间草木》，我便总想起老杜的那句“露从今夜起，月是明”。老杜与汪曾祺虽然隔了好几个世纪、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风雨，却共有一种千年来传承不息的中国式的文人情怀。而这种好似明月光般清亮的情怀，也总赠与我无尽的欢喜、感激与深思。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老先生的一部散文集，其中的文章多写于年近古稀之时。书中辑有“人间草木”、“四方食事”、“脚底烟云”等七个部分，看标题便知多属回忆性质的文章，读来也实在亲切动人。于我而言，是先读其书再品其人的，所以在把这本字数不多的小书反反复复品读的时候，也慢慢地了解、欣赏、赞叹起了汪老这位“中国最后的文人”。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这是汪老写在《随遇而安》的开头第一句。当我读到这里，不禁在脑中勾勒出一个微微笑着的憨厚老者的形象。别人因为被打成右派而战战兢兢、哭天抢地，汪老却偏不恼，还很大气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要更加平淡了。”而在后来，当汪老在下放之地日复一日地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的时候，他依然大气甚而有些得意地说道：“像我这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这登时让我想起百年前苏东坡的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想来当年的汪老也必是靠着这种豁达洒脱才能在风雨飘摇中始终淡然处之、不惊不惧。而生活中的我们，也常常遇到难以翻越的山丘，假若我们能领会这种文人式的豁达，也许会顿觉脚底的路平坦开阔了许多。
《人间草木》中有与书同名的一辑，其中收录的都是关于花草的文章。汪老曾说，他的脸上若带有童年的红色，那便是来自那座老宅的。“园子里有什么花开了，我总是第一个发现”――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便每天数着晚饭花度过一个个盛夏的傍晚，晚饭花开好了，也凋落了；他让祖母佛堂铜瓶里的花永远带着清晨的露珠，常洗常换；他用自己的创意穿成各式各样的腊梅珠花，中间嵌着几粒天竺果，毫不吝啬地送给各方姑姑插戴；就连佣人小莲子头上的花，都是他精心折来的……因为读过这个辑里的文章，我总是以为，汪老本该生在几百年前的盛世太平里；后来细想才明白，也只有在上世纪初的摇摆动荡中，才更能凸显一个人性子里的宁静淡泊：实实在在地成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胸中却始终怀有对自然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眼中也始终看到美好纯净的事物与情感，既入世又脱俗。而这样看似矛盾、实则合二为一的眼界与情怀，似乎是中国文人所独有的。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细节就是，汪老读书时读到了一首汉乐府诗，诗中有““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一句，他便一直惦记着这“葵”到底是何种。于是不辞辛苦地将《名实图考长编》、《诗・豳风・七月》、《齐民要术》、《农书》和《本草纲目》一一通读一遍，一点点地对比、查找，而后写成文章，耐心细致地为读者讲解“葵”的生长习性、外形模样以及作为食材的历史，甚至还说到了在中国南北两地的不同烹饪方法。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着实令我赞叹不已。想来而今的中国文坛，已经少有如此认真敬业的作家，大多数人写作只是一味追求吸引读者、增加销量与提高知名度，以致于文学这块原本的精神净土也变得芜杂丛生。我以为，文字这一载体之所以能久盛不衰全在于它不可取代的影响力，因为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思想能得以传承全靠一批又一批的书写者；而在愈加浮躁与急切的当下，我们始终呼唤更多的像汪老一样的文人，因我们需要这样的冷静、严谨与真实，更需要这种坚守的态度与气节。
近年来，面对钱学森之问，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说，当下的中国教育需要人才，但不再需要大师。这种观点的立脚点在于，在应试教育里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不需要也不可能站在讲台前向后代们传授知识。可我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大师，而且这种需要正日益迫切。因为随着季羡林老先生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的离去，我们失去的不单单是文化财富，更是一种难以追溯的风范、气度；所以与其说我们需要一个大师，不如说我们需要一个兼有批判式思维、国际性视野与传统中国文人情怀的时代领路人。他们所要做的除了开拓，更重要的是传承。
正如凯鲁亚克所说，“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永远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我们无力阻挡时代前进的脚步，但我们可以回望，可以追溯，可以思考。
“露从今夜起，月是故乡明”，当我今日再读杜甫千年前的这一句诗，不禁思绪万千。杜甫与汪老所代表的中国文人已然长逝，他们的时代也一去不返，但所幸多年后的我们还依然能沐浴在他们思想的清辉中。这清亮明朗的月光，无论何时都是我们的指引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