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
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地方就完全裂开了。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又开始像一个旅行家一样双眼望着窗外。面对着这种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节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地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
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
我知道当时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