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会做这样一类的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一个字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像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几次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来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了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上物理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好像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尽量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去她们的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的相遇里，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最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和平时分，我是最后还没有揭晓的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蓉，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一霎间，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在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