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作者余，使我国著名美学家和作家，艺术家，中国文化史学者。现任上海戏剧院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
《文化苦旅》是一部很好的书，是值得细细品味和体悟的书，这本书先后获上海市文协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看了这部书我想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文化苦旅》是一部散文集，作者主要是从描写文化景点入手，他从祖国的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一直到大西南四川，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到境外南洋――新加坡一路上写下了《道士塔 》、《莫高窟》、《都江堰》、《江南小镇》、《家住龙华》、《华语情结》、等37个文化景点，共记载文章37篇。每篇文章文辞雍容典雅，在每一个景点故事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着浓浓的抒情意味，每篇文章都耐人寻味，也可以说都成了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我感到作者这趟旅程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行对话，不是单纯描写名胜古迹而是带着探索挖掘历史文化的决心而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探访“人文山水” ，是想通过山水风物探求文化灵魂、人生真谛、中国文化的人格构成。那一篇篇文章即表现了历史的深邃荒凉，又展现了江南文化的清新婉约，即展示了中国文人的艰难心路，又不忘揭露世态人情。
二、看了这部书后犹如伴随着作者的足迹再次游览一遍祖国大江南北文化景点，领略了一个个令人称奇的名胜古迹，还有那一个个饱含沧桑历史背后的那一份无奈、失落、彷徨、感动甚至于骄傲。这部书可以说带领我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制高点上，认识了那浮华尘世中的起伏盛衰，也是对拥有着太多苦难的中华民族更多了一份热爱与敬畏。
三、这部书何谓《文化苦旅》，我感到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解读，但由于水平有限只能从最浮浅的角度去理解我感到有二个含义。
一是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时空去理解。在这部书中作者这样写道：“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就有太多苦难，所经历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在很多章节里都可以看得到。譬如敦煌的《道士塔》中的文物被王道士当废品一样卖给洋人，当时的衙门官僚们也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文物被洋人运往国外。在这篇文章里这样描写着：“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再譬如莫高窟的壁画遭到无知道士的毁坏时这样写着“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仅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作者对中国历史文物的遭遇表现出一种无奈，惊叹，震撼，惋惜的心情。我感到作者看得多对历史的感悟也比较多，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写到：“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的沧桑感更能引发出人生沧桑感，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便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与回忆”。（这就是文人一种感悟）。所以作者在《文化苦旅》自序中最有感悟的一句话这样描写的：“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这是作者写完《文化苦旅》后对文化沧桑感提升到理性认识的一种思想感受。我感到作者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写与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伤感的气息，这种伤感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悲剧的味道。读了这部书也使我联想到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有些历史文物能够保存到今天确实不容易，经历了太多的沧海桑田。举例说：如果大家有去台湾能够看到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展出的历史文物都是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退到台湾时从北京“博物馆”中挑出3790箱历史宝物运到台湾，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浩劫。好在这些文物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的手里，只不过暂时与大陆分隔开来。但也使我联想到如果当时战争有现代这样的先进导弹武器很可能这些宝物弄不好就葬身海底。要是那样的话，那真是文物的一场灾难。还有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多少历史文物在人为的浩劫中毁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如作者前面说过那样：“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就有太多苦难，所经历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
第二种含义就是作者本身写《文化苦旅》这本书的苦涩的经历。作者在后记中记载：《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版社都寄来过出版约请，但不知怎么一来，我竟然被一位专程远道而来的组稿编辑特别谦恭忠厚的口气所感动，把文稿交给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单位的同事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退回。但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同行都有心救活它，最后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才使这本书死里逃生。 一本书的出版就象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这也是《文化苦旅》的又一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