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为公元1587年。开始读本书前，被它的书名所困惑，万历十五年有很多事发生吗？作者说中国那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可是放眼世界却是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万历年间的小事一方面继续体现着之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另一方面也与后来历史掀起的波澜颇有机缘。
作者先讲万历皇帝的事，有次皇帝未召集午朝，却有文武百官全体闻命而至的事，对于这颇带戏剧的，皇帝却把它置于朝廷体统的大问题中，深究干系人员，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从这样的事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那就是传统是靠一套礼仪做撑柱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意志所改变、所执行。正如作者书中所说，“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冠礼、祭祀、“献俘’’、颁行年度日历、钦定书籍、分封赏赐，都无不例外渗透着中规中矩的礼仪人事思维。参加隆重礼仪，特别是冠“冕”时，冕上长方形布板前后两端各缀的12串珍珠会在皇帝眼前脑后晃动，这也正是提醒皇帝必须有端庄的仪态，不得轻浮造次。对于繁冗严苛的早朝，连皇帝都奢望偷懒免朝一两日，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离宫数日数月或一年乃家常饭，深夜晚朝更是各种意想不到。后来的嘉靖中年后对礼仪失去兴趣，专于修坛炼丹。隆庆平庸，礼仪由大学士代理。1572年万历即位，早朝折中实行，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则不朝，而且仪式删繁就简。张居正去世时张居正理当停职回原籍守制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但万历帝时年15，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首辅不可缺少的辅助。可问题在于张居正怎么走，皇帝怎么留他？道义与法理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冲撞。出于孝思，张提出了三次多的丁忧申请，而皇帝也以半恳请半命令地不予批准，他不能低头说话，即使要低头，也要体现出礼仪规范来。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但皇帝的若不遵守三年的守丧原则，如何让天下小民心悦诚服？但插曲在于官员们怀疑张居正最后留下来的诚意，是哪一方的意志占主动地位？一场朝廷争端于是展开，又以绝对的皇帝威严所镇压。在这本书中，张居正的一生上演的其实是封建王朝的悲剧，只不过是由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来诠释的罢了。张居正生前死后截然不同的大众评价暴露了礼仪在大历史环境中的脆弱与荒诞。一场不能用悲喜来评价的政治闹剧，终究平填了万历年间没有大风波的政治岁月。
下来本书又详叙了首辅申时行――张居正继任者张四维的代理。借此，作者特别花费很多笔墨来写翰林院的讲师在首辅的主持下给皇帝及机要大臣讲学的情形，这种讲学也叫经筵，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更是充满了繁文缛节，但是讲官可以在不妨碍皇帝威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委婉言辞的必要规劝，皇帝在发表个人观点时若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使讲官讲辞令皇帝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申时行就这样担负着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感受并恪守着这项正德皇帝时都没废止的 “优礼”或者说是传统。无一特例，每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都会被泡入历史的染缸里，困于礼仪构建的纲常中。作者不禁又说：“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我们会提出疑问，难道一个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后来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作者说的很好，一语道破，那便是“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除了写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本书划拨笔墨分别给予模范官僚――海瑞，孤独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哲学家――李贽，书中所写皆为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作者在书末留编外文一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这样强调：“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的很透彻。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于道德将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出来。把几年，几百年的基点退后再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才能看清历史，这便是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风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