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离我们太远”大多数的人总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谁说不是呢。一方面历史书籍数目不可小觑，从《左传》到《清史稿》从三皇五帝到清末，浩浩荡荡上下五千年的光景，不知该用多少文字承载，有句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就多少表现了人们面对久远的历史和浩瀚史籍时往往会出现的迷茫。另一方面就是那些经过苦心研究产生的学术著作，我们往往视为畏途，将其束之高阁，难道历史真的阳春白雪到了我们无法企及的地步了吗？直到读了《明朝那些事儿》我才知道，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生动有趣。作者当年明月，心灵历史开创者，他说自己的写法是；“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人物为主线，并加入小说的笔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并且说其作品：“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姑且就叫做明札记吧。”许多作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创造。
读罢此书，回肠荡气，好似穿越回了大明王朝，陪那些朱门帝王走了三百多年的光阴。其中最令我深刻难忘的部分大概有这么几个。
在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对霸业争夺的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概百无一用的就是熟知儒家经义和德信廉耻的书生。能在乱世站稳脚跟的想必也只是叱咤战场的大将和对厚黑学应用自如的谋士，在朱元璋身边就围绕了这么一群人，这些人各有专长：徐达善谋虑、李文忠善奔袭、常遇春善突击、朱文正善防守。大明的江山三分之二都是他们打下的。但是历史总会透着政治的残酷和血腥，待朱坐稳了江山，一批批功臣被杀，再次印证了那句对功臣命运的谶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一默然变成了历史的潜规则。
历史总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陈友谅和朱元璋在鄱阳湖决战的第二场战役，陈友谅将战船用铁索连接起来，眼熟吗？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不知何故，陈友谅竟然会采用曹操当年的昏招，当然朱元璋以火攻之，大获全胜。大概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看似冥冥之中有规律的存在而实际又无规律可循。
说起明朝的宦官乱政，我们大多义愤填膺，埋怨宦官的奸诈和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其实，宦官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产物，说到底充当了历史的一枚棋子。历史永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一厢情愿的认为明朝的皇帝只手遮天，手掌生杀予夺的大权，殊不知这种架势也只能是创业之祖，而守成之君会时时刻刻收到文官们种种以祖先之制的和儒家经义限制，而所谓儒家那套仁义道德，早因为推行者的口是心非，言行悖谬，弄得声名狼藉，儒学成了政客们勾心斗角、排除异己的工具。所以在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宦官就被拉上了皇帝的政治战车，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太监也是皇帝的棋子，只不过这枚棋子有时会失控罢了。
说起大明帝国大厦的倾塌，我不得不扼腕叹息。说得悲观些，真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气数已尽。当这个古老的帝国同时遭遇不断的天灾、大大小小不断的农民起义和来自关外女真的铁骑和朝廷中那些只知党争的文官们。我不得不想到崇祯皇帝临死时说得那句：“诸臣误我！”那个在王朝末年回天乏术之时试图力挽狂澜作为一番的皇帝却被后人轻蔑地以一句急躁无能的评价载入史册，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的。关于袁崇焕真正的死因，我只想说他只是那些朝野中欲图排除异己的文官的牺牲品，而流传后世的所谓：崇祯皇帝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谗言而诛杀袁崇焕，荒谬至极！我只想说崇祯年纪轻轻便知忍辱负重从而一网打尽魏忠贤阉党，怎可随便就听信了皇太极有意放回的太监？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别忘了是清人修订的明史。我总是难以忘记那位衣襟残破、励精图治却又时运不济的皇帝，我堂堂大明末帝值得尊敬！
合上书卷，怅然若失。
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