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中国文化就是大美。
俗话说：“每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回顾大气苍茫。”余先生能对华夏千年历史作出如此高度的总结，可见文化底蕴之深厚。其实光阴和文化早把最美好的东西加在了修炼它的人的身上。那个美妙的东西，是清淡，是安稳，是从容不迫，也是一颗最自然的心。而余和司马迁正巧拥有它。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一生颇为坎坷。前一零四年，他跟公孙青胡穗共同修订的太初历颁布，使他小有名气。他开始着手编写《史记》。五年后因“心直口快”受到腐刑，误会解除后升职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秘书，论地位不比太史令低，但是当时的中书令都是由所谓的“刑余之人”的腌官充任的。这一点书中没提到。）继续编写《史记》。至前九一年，他写给他的任少卿的信里罗列了全书的篇数。《史记》基本完成。中华书局的《二十四（五）出版说明》中写：';大概再过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死了，卒年无从查考。“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是的，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局。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余秋雨说：”在他心中，真正重于的便是《史记》，他屈辱的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认得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验着扛起的姿态，但看起来像是屈服。“但我觉得，是生命太轻，不够让司马迁承受，所以他留下了把历史串联起的痕迹，游丝般的痕迹，就轻轻走了……经过岁月的洗练，那斑驳的痕迹嵌入了历史的躯体，更加醒目。
真正的历史，不是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背诵全文“的痛苦，而是后人对像《史记》・唐诗这样事物的理解・感受・选择・传扬……
有一种气象，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
诗，有格有韵，格，高似，韵，胜似。
唐代的几位大诗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余秋雨说，他们最为狼狈。第一，因为他们敏感。第二是因为他们自信，一见危难就想按照自己的逻辑采取行动。第三是因为他们幼稚，不知乱世逻辑和他们心里逻辑全然不同，他们充满理想而缺少判断力，自恃过高而缺少执行力。所以他们的那一段旅程走得十分艰辛……
其实行路不难，只是难于应对进退而不失其中正，难于婉转人际而犹有自己的字里行间。难于向前踌躇之时还能回头自我检查。难于路断穷途之际之际能端庄据点。朝天一跃，另起一行，行路颇难……
唐代，最终是因为诗歌的发展才淹没于历史之中的吧。
总有东西能将现代与古代连在一起，就像现代诗，就像甲骨文。
甲骨文，一种带有巫气的文字，一开始本是寓言与占卜,就如结绳记事般记录着雨水的降临，人的生死。在美学的范畴中，它是多么朴素而安静，清灵而哲学。没有一种文字比甲骨文更踏实也更灵幻。甲骨二字，就呈现出素色的光彩夺目，历经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的研究，商代甲骨辞有了鲜明的轮廓。他或许是一种热烈而明媚的期待，或许不是。或许只是一粥一饭的安宁，亦或许只是为了生存而为之，可经过光阴的涤荡染洗，怎就美到惊魂？
连与他素未谋面得孔子也坚持地称自己是“殷人也”。孔子主张“仁”・“礼”是礼乐制度的维护者。虽然我生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但这并没有使我多么地喜欢孔子，我更偏向于荀子和法家的思想，人性本恶，人定胜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少年一事能狂，敢骂天地不仁才不管是机缘还是祸根……
孔子的思想虽在现在被推崇，但是在当时，一个文人结束不了乱世……
历史也永远没有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