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时间的故事。历史中的“时间”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主观塑造的。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在中国古代，人们是怎样时间的。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叫做“干支纪年法”，即用十个天干（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与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两相组，构成六十个数位。干支的一个循环为六十年，也被称作一个甲子。相较于西方的公元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在时间记录上缺乏连贯性。因为，每过六十年干支便要“重启”一次。
干支纪年
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可以上溯至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商朝距离司马迁的时代也有一千余年，在一千多年中，必定会出现许多相同的干支纪年记录，这种混乱的纪年，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历史连续性的认知。因此，司马迁希望梳理以往历史记载中混乱的时间记录，《史记》成为一部通史著作，就是司马迁统一“时间”的努力。当然，这里的时间是客观存在的时间。单只这一点即足以彰显司马迁的伟大，因为他让“我们的时间”连续起来了。
商代甲骨文
除了对客观时间的统一，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还在于塑造一种“时间”，这种时间就是“历史记忆”。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概念，而是指历史上中国人繁衍生息的土地。这片土地的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最早在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众多部落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以炎黄部落集团为主的华夏族，华夏族生活的土地被称为“中原”。其后，“中国”的范围开始从中原向四周延伸。夏、商、周三代完成了北方黄河流域的整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跃过长江与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相碰撞，江南开始融入“中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完成了对长城以南农业区域的整合。到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汉帝国的版图早已完成了对长城以南农业经济区的空间统一。
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疆域
在这个广袤的空间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地理的、经济的，更是历史文化的，各个地区都有属于本地、本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自然消除，相反，当统一借由暴力达成时，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制造仇恨，加剧分裂。秦朝的速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秦的统治者忽略了其与东方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汉朝开国之初实行分封制，给诸侯王以相对独立的治理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照顾这种差异。到汉武帝时代，帝制已经压倒分封，大一统逐渐巩固，但它还需要一个说法，一个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历史记忆的大融合。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是要完成这项文化整合工程。
汉武帝刘彻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生活在当时华夏大地上各个地区的人民构建了同一套祖先谱系。这个祖先谱系从五帝开始，从轩辕黄帝开始。从黄帝到帝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五帝都是同姓的，只是国号不同而已，国号只是为了标明他们的德属不同，即“以章明德”。同姓也就是同族，五帝同姓，天下一家。五帝的子孙散落到各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发展为各个族群。如大禹苗裔，夏王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到会稽，去看守供奉祭祀大禹的庙宇，他的后代就成为越的王族，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就是大禹这一支的后代。除了南方的越人与华夏族有共同的祖先，即使是位于长城以北，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也是“夏后氏之苗裔”，也与中原华夏族拥有共同的祖先。这已经潜藏着汉帝国有统一长城南北的野心，只不过这个野心要迟至公元13世纪蒙古人崛起后才得以最终实现。
华夏始祖轩辕黄帝
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司马迁把汉帝国疆域内生活在不同地域内的族群“改造”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这就是司马迁通过《史记》为人们主观塑造的时间，通过这一塑造，华夏族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的统一将成为汉帝国大一统大厦的文化混凝土。这项伟大的创造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凝聚华夏的作用。
史记书影
了解了以上的文化背景，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司马迁自己总结的撰写《史记》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内涵。“究天人之际”，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儒生们最为活跃的年代，他们通过“天人感应”学说，在宇宙观和哲学层面为汉帝国的“大一统”建立了理论基础。“通古今之变”一方面是要统一从前混乱的时间记录，在客观时间上完成“大一统”；另一方面则要塑造“历史记忆”，完成历史的“大一统”。最后的“成一家之言”，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形成一家言论而已。这里的一家是“天下一家”的意思，即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将生活在汉帝国境内的各个族群抟成一家，完成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大一统”。
董仲舒
最后，简要阐述一下为何在西汉会出现“大一统”的高潮。从春秋战国的分裂混战到秦汉帝国的统一，这种变化对当时的人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般的感受。从政治组织、经济结构到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来的冲击感只有清末民初西洋人叩开中国国门给中国人带来的震撼可与之相比。所不同者在于前者的时代人们普遍充满自信，以为自已可以统一宇宙中的一切，不但可以统一广袤的疆域，还可统一历史，统一思想，甚至统一哲学。而后者则为自卑日盛，以为不如西方远甚，至有主张全盘西化者。司马迁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自信，企图统一一切的时代里，他的《史记》出色地完成了汉帝国疆域内不同族群的文化整合工作，从这个意义看，司马迁对华夏族的功绩可谓至伟矣。
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