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洋务运动之主将，晚清政局第一人。梁任公曾为其作传，云：“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要紧人物[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②]，由此可以概见李氏之地位。试查李氏历任之官，为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亦可证明李氏地位之高，满清一代汉人绝无仅有者也。
然而此种地位，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虽存其名，但已无其实。不仅如此，李氏自身亦险遭不测，赖慈禧太后保全得以身免，然已臭名昭著，被目为“汉奸”、“卖国贼”，遂有被拒绝参加强学会之尴尬。前后反差之大可以想见：甲午前，号为“爵相”，门庭若市;甲午后，门生故吏纷纷而去，庭可罗雀。甲午前，有功高震主之嫌;甲午后，军政大权俱失。不止于此，李氏安身立命之北洋陆海军，亦在甲午战争中毁于一旦，岂不痛哉?种种反差必然造成李氏晚年心境之重大变化。
甲午战后，李氏闲居贤良寺，感慨系之：“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且不问李氏如何开脱自己，但实情确如此。李氏办洋务三十余年，自是尝尽其中甘苦，然甲午一战三十年洋务运动之成果毁灭殆尽，其中原因，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分析极为细致，原因有三大端：一曰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一曰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一曰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而且各种原因错综复杂，非有如炬之眼光不能透视之，此亦可见甲午一战蕞尔小国日本打败大清帝国，尽毁洋务运动之成果，不能由李氏一人承担之。梁任公亦言：“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再者，李氏自己剖析甲午战败之原因，云：“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可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萁，亦可支吾对付。乃必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负其责?”细细分析李氏之言，其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叹哉!惜哉!悲哉!合肥合肥，汝甘心乎?
又有，清流势力之抨击亦使李氏心灰意冷，“三十年来，无日不在谣诼中”，甲午战后慨然有隐退之思，然门生之劝阻，老骥驮枥之心，为国尽忠之心，名分犹在，“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故李氏依然继续其从政生涯。然而军政大权俱失，国家大事无由预闻矣。仅以其外人所重，与国际间尚有声望，故甲午战后所经办之事，亦大都有关外交之事务。有《中俄密约》，尤其是《辛丑条约》之签订，收拾大局，于暮年残景中放一异彩，可幸亦可哀也。由此可见李氏晚年之心境亦有元老重臣之思，不忘“裱糊匠”之职责所在焉!
又有，李氏之绝命诗最能体现其晚年之心境也，诗云：“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大将旌旗落日坛。寰海尘氛犹未了，诸君莫坐等闲看。”晚年回顾其一生，“车马未离鞍”，为国尽忠，“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然国家与人民在苟延残喘，愧疚之心情可以概见。为何如此?难言矣!唯有感慨。临死之言，仍劝告同僚们尘氛犹未了，不要麻痹。心有未甘之情，可以想见矣!
呜呼!梁任公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至此，余有同感矣。再以任公之言以结束本文：“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