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读后感1800字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曾国藩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
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
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
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
“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一旦开窍，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
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
曾国藩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和招士兵，都挑不善言辞，“朴实少心窍”的人，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磋。
他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结硬寨、打呆仗”，湘军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
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是他的思维方式。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而西方思维重视实证、逻辑与差别，用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总是把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没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曾国藩认为，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参考。
每遇到一件事，曾国藩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
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
“智慧愈苦愈明”，这是曾国藩的“笨拙”，更是曾国藩的“精明”。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人生实苦，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刚毅、清洁、坚决、彻底。但是，理学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心怀恕道，人间烟火，所以他能对杀人理学做出入木三分的评论。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他实事求是，敏锐、积极、谦卑，老实，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滋养。
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以勤为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