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王朝》读后感2000字
《大隋王朝》一书的结尾部分：
隋朝消失了，成为历史的烟雾，随风飘散。当然，后来的大唐也灭亡了，只留下一些斑斓的碎片，让后人怀念。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历史文献去探寻它们的踪迹，去还原它们曾经的磨难、荣耀和辉煌，但当我们在灯下凝神冥思，却发现这种探寻是多么地曲折和艰辛，其中还融入了多少难以言说的无奈。行为的历史是确凿无疑的，但文字的历史有时并不那么真实可信。别忘了，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李世民本人对于著史工作的干预，让史官们在下笔时失去了应有的方向，把本应客观、冷静、公正、严肃的的内容写成了胜利者的日志。所以我以为，隋唐的历史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糟糕。而后世的史学家比如司马光们也是不辨真假（当然也难辨真假），抄袭着魏征、房玄龄、许敬宗等人留下的资料。所以我们看到了荒淫无度的杨广，看到了优柔寡断的李渊，看到了阴险嫉妒的李建成，更看到了处处英明时时正确的李世民。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李世民做的好事，比如“开疆拓土”“巩固边防”“兴办教育”“维护统一”，杨广哪样不曾做过？而杨广干的坏事，比如“杀兄逼父”“淫人妻女”“大兴土木”“诛杀功臣”，李世民哪件又曾落下？可以说，李世民就是杨广的翻版。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却笑到了最后。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李世民失败了，就是杨广；而杨广成功了，就是李世民。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书中的隋炀帝和唐太宗都不是真实的，至少不是完全真实的。如果说杨广是被人工炮制出来的无道昏君，那么李世民就是被特意包装出来一代圣主。虽然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但无可否认，他们都是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君主。只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献记载中，在各种各样的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中，杨广被抹得太黑了，而李世民则被洗得太白了。
从太原起兵到诛灭郑夏，这一艰难而又充满风险的开创大业的过程中，李渊可谓功不可没，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无人能及的贡献。然而在《唐实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被歪曲成了另外的样子：太原起兵的首功被记到李世民名下，他的老子李渊则完全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成了“阻碍革命”的力量。前面我们说了，这主要是因为李世民干预的结果。贞观使臣们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投其所好，一方面极力夸大陈李世民的功劳，另一方面则蓄意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如此以来，李世民后来登上皇位就显得有历史依据了。当然，历史如此篡改，可以骗过一些人，但不能骗过所有的人。北宋的欧阳修就说过“太宗好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虚伪和虚荣。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说过：“太宗即位，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他说的“两朝”就是指高祖和太宗两朝，之所以说它“无信辞”，就是因为它在编写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权力的干扰，并非据实而录。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独裁者，其实他的心里并不安泰，除了每天恶梦连连，还时时有被世人戳脊梁骨的惶恐。当然，他更害怕的，还是他留给后世的“恶人”形象。于是带着一种做贼心虚的忐忑，这位君主不顾著史的规则，不仅派宰相“监修”，还执意要亲览档案记录。其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但谁都知道他真实的用意。于是房玄龄、许敬宗等人害怕了，他们担心皇上看了真实的文字会“龙颜大怒”，甚至会连累了自己的脑袋，只好违心地推倒了原始记录，按照领导的好恶重新撰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就不复是原来的样子。可以说，李世民为后来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这一代表唐太宗治国成就的盛世景象着实有许多令人怀疑之处。比如它的开放，其实是对外国人的开放，而对内则是“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所以连著名高僧玄奘西天取经，也是采用“偷渡”的方法才得以成行。至于经济发展，更无法和隋朝相比。当时城邑萧条，民生初兴。仅就人口指标一项来看，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而李世民死后三年，全国才达到三百八十万户，人口还不到隋代全盛时期的一半。战乱平息之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必然的，但御用文臣们却把这种战乱之后的恢复性增长，夸大成亘古未有的“盛世功业”，从而为这个当朝天子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李世民的“圣君”形象是包装出来的，是独裁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信息和曲解历史的结果。于是，李世民留给后人一个十分高大和完美的形象。李世民“成功”了，而后世帝王们也不甘落后，一个个学着他的模样，纷纷往自己脸上贴金。
写到这里，风云激荡的隋朝大戏就此落幕了，历史又很快翻起了新的册页。在此，请允许我再次赋诗一首，作为这本《大隋王朝》的结束语：
司马袖笛东渡去
中原频闻胡笳声
千番征战千军血
百回蒙难百姓情
周风吹后隋风起
杨花凋尽李花浓
古来兴亡多少事
都偕明月入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