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一本书看透日本》读后感2700字
《菊与刀》旨在论证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矛盾之处，存在两个极端——“菊”与“刀”，揭示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及其国民性，使世界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其实不只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的民族文化是瑰丽而奇特的，就连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和其他亚洲近邻眼里，日本的民族性有时也是难以理解的。虽然按历史溯源来说，日本文化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承袭而来——譬如日本文字与汉字的继承关系、日本人对儒家经典的推崇、日本从汉民族引入佛教并发展成为官方宗教，中国唐朝时期日本先后向唐朝排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学习中国文化……不一而足—但日本在对汉民族文化进行吸收借鉴的同时，日本又根据其特殊的需要作出了相应的改变，使之最终成为了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行为模式，这其中的许多原则和观念即使在与之文化同源的中国人看来也是非常陌生的。日本在引入中国儒家文化体系的同时对其中的一些概念作出了改变和重新要求，使之在伦理观念上与天皇制相容。例如“忠”和“孝”是日本与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观念，事实上，日文中的“忠”“孝”就直接是汉字。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将这两种道德义务看成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以至于它们在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忠君孝亲”观念的分量。中国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中正平和”一直是为人处世所应追求和持有的风度。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子程子曰“不偏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正理。中庸之道为不偏不倚，这种调和的处事态度。做得不够或做过了头这两个极端都是应该极力加以避，然中庸之道亦在于“诚“。中庸所谈的“至诚之道”，从修身养性看来，其实也是“真诚之道“。而它实际意思上几乎具有亚理斯多德的人人平等的“中庸”品质及寻求“德性之中庸的适中”。而相比之下日本人则显得固执和极端的多。他们视“忠”“孝”的义理为绝对，哪怕所要尽忠尽孝的对象残暴不仁、蛮横无理也别无他法。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强调“施仁政”，“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认为如果皇帝昏庸无道那么百姓就有理由推翻他。中国的帝王一代代更迭，成王败寇中产生，但在日本，天皇是世袭的，天皇没有中国帝王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利，也不需要费劲心思批阅奏折关心国家社稷，在古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中，由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庶民组成，实际上负责事务的是幕府将军和各地的大名。
日本从上到下，充满了对天皇的崇拜和敬仰，天皇作为民众完全的精神信仰，充当着指引民众价值观的风向标，天皇的号令可以让每一个日本民众竭尽其肱骨之力，根本不会去想天皇的这项号令是否有问题。对天皇绝对的尽忠占据了日本人生活的最高准则。
“天皇”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而不是一具单纯的血肉之躯。日本掌握实权的人也充分利用民众的这一点，在二战中常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号令，利用对天皇的忠诚而奋勇抗争，而在战败后，凡涉及天皇的言论，皆是为其开拓罪责，认为作为领袖的天皇是不会犯错误的，这种举国上下形成的对天皇不加判断的崇拜和信仰让人难以理解。
“义理”是日本研究中一个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它统领着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基本含义类似于其他文化中所强调的“责任”“义务”的概念，但日本人将义理视为绝对的“债务”，其偿还的必然性和严苛性不容置疑。子女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就有义务报答这份恩情，而父母之恩是子女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尽的。因此，除非与尽忠天皇的义理相冲突，不管父母提出怎样过分的要求子女都必须想方设法牺牲自己来满足父母的意愿。日本在强调履行责任这一方面，中日文化有颇多相通之处，不过这方面日本人走得更远。这无论在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看来都是心胸狭隘，在小事上过分计较的表现，而在日本人看来却是相当了不起的品质。义理充斥着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给日本人制定了许多条条框框，自幼年以后，日本人就处在义理的沉重枷锁之下，一思一言一举一动都必须严格地恪守义理对人们的要求，这种境况直到老年以后才有所改善。正是因为义理对人们的牢牢控制以及日本的“耻感文化”作用，日本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组织性。日本民族经常被比喻成“狼族”，如同姜戎的《狼图腾》中蒙古族民族性格中存在的顽强和进取精神，以及他们整个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度统一的秩序和行动力。
在义理的逼迫和驱使之下，日本人似乎很容易“一条胡同走到黑”。他们对于自己所负有义务必须完成的事总是拼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完成，哪怕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很容易使人们对日本民族性格中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感到困惑：日本人“喜新而又顽固”“忠贞而易于叛变”“保守而又求新”，当日本人发现一条道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马上转向相反的方向。
二战中天皇宣布投降前后日本人态度的骤变。在天皇的声音通过话筒，日本人感受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耻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耻辱则被视为最应得到称赞的品行。决定日本人是否感觉受到耻辱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行为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别人对行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鄙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摘，日本人也会因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备受心灵的煎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的权力就一定去争取并勇往直前；而在日本则恰恰相反：自我牺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被视为一个人坚毅、勇敢的表现。
日本人这一“由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的能力在个人层面也有清晰的表现。该书谈到，在二战战场上，绝大多数日本士兵都选择战斗到死、拒不投降。被抓起来做俘虏的往往都是当时在战场上失去个人意志或行动能力的人。这些人到了盟军军营后，一开始会乞求对方将自己杀死。但若求死不成，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就立马采取了连盟军都没有预料到的崭新的积极态度。在这些战俘的观念中，自己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已经终结，他们对日本民族来说已经是死人了。因此，剩下的人生仿佛是新的一页，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实践来做一个“模范俘虏”。他们主动告知弹药的位置，日本人并非贪生怕死，但他们的这种转变连我这个东方人都百思不解。还有日本人对战俘的态度也是相当残忍的。
日本对感官享乐的宽容同样是日本文化的特色，夫妻是为了传宗接代，并不是爱的结合。妻子可以为丈夫的外遇付账。日本的色情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
此外日本人爱清洁，酷爱洗澡……特点
该书的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是客观、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的必读佳作。许多以往注意到、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现象在书中都得到了细致深入的社会心理分析，然而毕竟作者是以美国文化来审视日本文化和东方文化，也有其局限性，但我们不仅仅能看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文化，同时看到了一个纸面上的美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