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1000字
补记：一点想法
本尼迪克特在以美国人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化，意识到了文化传统本身所塑造的思考方式的区别。在对日本人的报恩、复仇等传统的解释中，也以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做对比，简述了太平洋地区文明思维的统一性与不同点——比如儒家忠、义观传统在日本的变形。而在中国人的角度审视这些不同时，可以发现不同背后更大的相同。
我认为这种异同的原因，可以用封建模式与集权模式的区别来解释。如赤穗四十七义士为主君的义而违背将军的权威，又用自裁的方式成就对将军的大义这一复仇行为。与东周时期荆轲、聂政等刺客行为十分相似。在分封时代，宗法关系的直接联系者要较远端的天子更为密切。在人际关系上，知遇之恩要大过一般的君臣之义。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是两国文化所共有的。
中国秦汉以后，统一国家成为了政治组织形式的主旋律，较之家族乡里小共同体的政治作用，中央权力的突出使得忠君的观念逐渐高过了孝亲的意义。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秦皇汉武这种王权彰显并与其他文明冲突的的时期，人们报效国家的意愿更为强烈。魏晋宋明的部分王权衰落的时期中，孝悌的传统更为兴盛，统治阶层更采用了孝治国的方式塑造家、国统一的观念。
在大的集权传统压过宗族观念的同时，二者也在互相博弈中的得到了调和。人君不会以尽孝道丁忧的行为责备人臣，普通民众也不会以大义灭亲为耻。这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忠义孝悌皆为美德，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并且在一定时期互为助益的包容的思维方式。
而在日本的历史进程中，强有力的君权没有成为历史的主流，不论是天皇执政、摄关涉政、还是武家专权架空公卿的时代，几种群体都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互相更替担任主角。战国时期短短六十余年，就更替了织田、丰臣、德川三种不同的霸主、关白、将军统治模式。这就使得发源自宗法分封制的情义亲疏观念深切的植入了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中。这也就是为何，在儒教传入日本后，适合于大一统中国的礼教观在日本得不到推广，而适用于封建制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领域被日本人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忠义观。
由此可见在封建组织方式衍生的思维模式中，日本有着中国极为类似的忠义观，但由于缺少集权组织方式的调和，使得日本人囿于小情、大义，领主、将军，武家、公卿等互为对立的概念，发展出了使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纠葛性格。
此外，发源于集权模式的观念——诸如兼济天下、礼教至上——则完全不能在日本文化中看到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