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中国史》读后感5500字
读一部中国通史固然不易（因为事件素材太多，稍微了解不足就会有不知所云的困 惑，落得个疲于查找，完全无暇顾及理解作者表达意图的下场），但写一部中国通 史更是困难重重（既怕事件素材采集不足全面造成观点偏颇，又怕选例太过大而全 最后记成一笔流水账），所以能写部打着个人标签的中国史，宫崎市定的功力也可 窥豹一斑了吧。刚好最近上古社要出版他的亚洲史论考，在微信公众号里提前予以 介绍，文章名为写火星人都能看懂的历史，可见他简明清晰的逻辑和平易近人的文 风是公认的了。写史难读史不易，我也一向只敢以把书通读下来免于半途而废为首 要目标，倘能领会自己先前不曾闻说的新观点产生哪怕一点思考，余唾也好，牙慧也罢，都算是不虚此读了。
一、都市国家说与三代历史
中国上古都市国家说（即中国上古时期的国家形态为都市国家，和欧洲古代的 雅典、希腊城邦类似）是宫崎氏的一大建树。 考古学发现越来越证实苏秉琦先 生的中国古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夏商周三代并不是我们原先误解的那样存 在传承延续关系的三个统一王朝，而是曾经独立共存，先后繁盛-衰败的三个古国/ 城（联盟）。夏代（二里头文明，或者更早的王湾三期）文明昌盛时，先商文化已 经在东方默默发展；几代商王反复在中原大地迁都时，先周文明已经借鉴了西戎的 经验技术在岐山下蓬勃壮大，从氏族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就是“古文化-古城-古 国”循序渐进。商代国都城市名为商邑（大邑商、天邑商，在今河南商丘）、殷（ 今河南安阳）与国号相同，是否证明商根本只是个强大的城市国家？《周礼》记载 ：古时王城以外五千里之内，划分为自内而外的同心圆，半径每五百里为一畿，共 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等九畿，是各级诸侯和外族居住的地方， 这不更是一幅直观的城市-城郊影响辐射模型么？ 既然夏商周可能是三个独立的 城市国家，那么对春秋时代政治局势有深远影响的西周分封故事也变得十分可疑了 。本来传说周文王伯父泰伯奔吴，武王克商后将弟弟周公封于鲁、召公于燕、康叔 于卫、重臣太公望于齐，成王弟唐叔虞于晋。到底是周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封建亲族 ，形成拱卫国都的诸多卫星城，将统治据点外向延伸？还是周人为了和其他加盟城 市国家加强联系从而创造了亲缘的谱系纽带？就像古希腊的都市国家们，奥林匹亚 、波罗斯、德尔斐、斯巴达、柯林斯、雅典的守护神们之间存在着亲戚关系一样。 生产力继续发展，城市的规模和影响力辐射范围日渐扩大，城市国家间发生兼并 ，于是形成了内含多个大小不等城市的地域国家-古国，春秋就是古城和古国剧烈变 动的时代。那时中型国家已经有不止一个城市了，国都是规模影响力最大的都市， 其他都邑则功能全面但政治附庸从属，国家君王如果想要集中权力就必须尽量削弱 其它都邑，由此带来的政变不胜枚举：孔子在鲁国进行的“堕三都”不单是从礼法 角度考虑、曲沃代翼则是另一方取得胜利的例子。不少小国则仍然保有城市国家的 形态：齐桓公城卫存邢、晋文公伐曹、蹇叔哭师的故事中，国都都是国家政权存在 的代表也是唯一据点。不过随着攻伐加剧，都市需要卫星城邑拱卫作为战略缓冲， 于是即使像莒这样的小国也有了名为且于、蒲侯氏的小城邑（且于之战）。
历史继续发展，国家规模也在无形中放大，从城市国家到地域国家，到秦统一 时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终于瓜熟蒂落形成了大一统国家。
题外话：有趣的是，都市国家的遗风似乎在宫崎氏的故乡日本意外地保留下来 ，那就是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家光的一国一城令。当然这里的国是指令制国或大名的 领国（之后的藩），被废弃的城也大多是镰仓幕府时期修建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 山城，规定本意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过，城池自此不再单单是一个军事据点， 而是政治据点与大名权威、权力的象征、领国内的经济中心，进而形成了城下町， 藩国也带有了城市国家的意味。
二、分界线上的人们
介绍淮水南岸濠州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时，宫崎氏这样写道：分界线上成长的 人，因兼具两者性质，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因为从那里北上或 南下，在任何土地上都不会有违和感。细数一下历朝的布衣天子们(少数民族和有世 家大族根基者不算）的故乡：西汉刘邦出生的沛县（今江苏徐州西北部，山东江苏 二省交界）是中原文化的齐晋和南蛮荆楚的分界线；东汉刘秀发迹于南阳（今河南 南阳，豫鄂陕三省交界地带）；南朝宋高祖武皇帝刘裕出生在彭城，靠近东晋与的 北方国境线，因为这种背景才加入了北府兵；五代后梁朱全忠是宋州砀山人（今安 徽宿州市砀山县），在安徽最北端皖苏鲁豫交界；宋太祖赵匡胤祖籍的涿郡靠近石 晋让渡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朱元璋更是自称淮右布衣。
他们的成功可以有很多解释：在分界线上，两种势力的控制力都较微弱，因而 人有很大的自由度；两种文化融合激荡，利于博采众长包容万象；这里的人可以北 上南下有多种选择；分界线本身也往往是要道通衢，兵家必争，信息灵通机遇不断 。所以他们才能在沧海横流之际显英雄本色。
除了布衣天子们白手起家，很多王朝（尤其是近世-宋代之前）都是通过家族势 力经营西部再席卷天下的，对此一般的解释都是：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 万世之业也，可有没有考虑过，关中或者更西部也是中原与羌戎、西域文化的分界 线呢？
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都指向：马最初是在距今五六千年或更早的时期，在欧亚 草原西部被驯化，也就是说中原文明对马的应用有可能是向西邻学来；尽管青铜器 文化的巅峰被认为出现在殷商，但我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林乡马家窑文化遗址 出土的青铜刀；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冶炼铁器是甘肃省临潭县寺洼文化的墓葬出 土的距今3500年左右的两块铁条。种种迹象表明，许多重要发明也许是受到西亚文 明辐射的，或者即使是中华原生，文明发源地也比想象中更加西移。
最早从西部崛起的是周人，在民族史诗中，他们是原本来自中原的农神后裔， 被迫西迁与羌戎为伍，后来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来朝走马定居在岐山下渭水流域的 周原。西迁故事真实性姑且存疑，但周人确实在政治军事上得到过羌方的帮助，通 过姬姜政治联盟实现了武王克商的大业。因此，在他们后来构筑的华夷五方的天下 观里，南蛮北狄被冠以了虫豸走兽之名，东夷意为持弓之人，西方则用表示战争的 戎字代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后一批新居民是传说中祖先非子为周王养马的秦人。此时中原和羌戎文化进入 对立时期，秦人通过苦战驱逐了占领西周故地的犬戎，并连年与北方的赤狄白狄交 锋，羌族祖先无弋爰剑也曾做过他们的俘虏。家有恶邻，他们在征战中借鉴胡人的 战略战术并练就了一支强军（骑射技术应该是西邻北邻教授的，可参考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
汉朝建立，中原政权实力增强，文明日趋成熟，已经不再需要西方输入技术， 甚至反之占据了文化制高点；控制领域也逐渐膨胀，中原-羌戎的分界线由关中西移 到凉州河湟地区，河西走廊则开始接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此时西方输入给中国的， 是充满异域风情的植物（葡萄、苜蓿、石榴、胡瓜）、器物（玉石、玻璃、珠宝） ，当然还有一种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哲学（佛教）。
位于分界线上的势力享受着获得良马、垄断西域贸易、雇佣羌胡骑兵的种种便 利，获得军事经济双重利益，因此宇文西魏-杨隋-李唐一系代表的关陇勋贵集团、 李（后）唐-石（后）晋-刘（后）汉一系代表的五代太原军阀反复席卷中原，这与 后来辽金元反复冲击两宋何其相似。
三、朝代兴衰新解-从经济角度看治乱兴替
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历史中（以前221年春秋战国秦统一计）屡屡发生改朝换 代，统一分裂状态不断交替，仿佛一治一乱往复是永远走不出的循环怪圈。对此现 象，从古至今深思希求总结教训、探寻规律、预测未来者多不胜数，种种理论观点 ，唯心的、唯物的，林林总总更令人眼花缭乱。然而，须知因果律是网状结构，一 果往往对应多因，一因也会导致多果，许多现象还互为因果，想找一套主流理论解 释如此复杂的体系，实在是太过牵强了。
古人创造过很多相当富于想象力的唯心理论，既有“受命于天”的谶纬学说， 也有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圣贤的推背图（李淳风袁天罡）、烧饼歌（刘基），其中 理论最复杂影响最深远的应该是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基于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理 论，认为每个朝代都有固定属性的德，朝代延续德运相克/相生，按照机械周期律循 环往复着。这种历史观表面上脱胎于战国阴阳家五行理论，实际却受到了儒、道、 墨等诸子百家的再创造，成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被称为“故自秦推五胜， 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直到宋代经过儒学复兴的冲击 ，才被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代。
也有人认为治乱交替就是正常规律，事物必然经历成住坏空的发展阶段，“自古岂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国？”这是一种经验性质的结果，还带有宿命论的消极。
科学解说不能不提到气候因素影响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浙的竺校长就陆 续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 （1933）、《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试图通过寒冷气候 造成中原农业减产和北方游牧民族迁移南侵来解释政治变化。我想这种气候论在世 界范围内应该不是竺可桢首创，但将其应用在中国历史治乱交替的解释中，可谓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了。
如果说气候说是单向的（当时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还很小），那么人口说就 是双向作用的了。在耕地面积相对固定，农业生产技术无突跃式发展的前提下，土地所能荷载的人口负担是固定的，一旦超出上限就会自然通过饥馑、疫病、战争等 残酷方式进行调节，从而带来分裂的乱世；大乱之后又会通过和平蕃息生口的方式 增加劳力重新迎来治世。
宫崎氏则受到欧美生活的影响，提出了经济景气论：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 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经济 和文化也就同时进入视野。花甲以后，他开始主张“景气史观”。（景气循环：经济景气状况呈周期性循环变动的情况。景气循环的过程可以分为扩张和衰退二阶段 ，细分又可再分为复苏、繁荣、衰退、不景气四阶段。景气循环的周期长度没有定论，包括了40个月、11年、20年、50年等。）在古代中国（秦汉），一方面技术稳 健进步，另一方面资源得到开发商业得以扩大。地下的铜矿勘探使铜钱铸造且保有 总量增加，对蛮夷的顺差贸易发展使黄金流入中国并消耗掉产出品，喜人的经济状况出现又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源开发。清人赵翼指出“汉多黄金”，道尽了古代景气的全部。
接下来的中世却是不景气的时代，也许是因为对外贸易造成黄金流 失，货币经济衰退，自然经济再兴，汉末重新产生了庄园经济，连带造就了部曲、 佃农、客户等依附性身份，地方豪族盘踞，离心力逐渐占上风最终产生了分裂倾向 。从三国开始，经南北朝到唐末五代，除了唐朝开国到玄宗天宝末期的一百三十年 ，中国都处于分裂割据的时代。
进入近世（宋代）后的中国也面临了“文艺复兴” ，社会突然打破沉滞开始了生机勃勃的活动，铁的产量激增使用普及成为宋文化向 上发展的杠杆：中国铁的名声远播西亚、陶瓷器成为外输拳头产品、使用铁屑的“ 浸铜法”协助提供充足的货币刺激经济界。北宋末年，景气的社会经济触顶后开始 显露危险的征兆，即贫富不均带来的奢侈生活和政治腐败。在此社会不安定之际发 生了金人入侵，宋室退守江南，整体景气急转直下，直到南宋金两个政权同时被新 兴的蒙元取代。元初在横亘欧亚的蒙古帝国范围内，东西交流非常活跃，经济一度 呈现繁荣景象，但不久出现的西亚汗国独立和内乱造成经济再次陷入停滞低迷，不 景气的潮流之下元王朝难以支撑终于退回了漠北。明朝建立后，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特别是受到南海贸易和白银流入的影响，在弘治年间达到顶峰，但接踵而来的是 再次失调。明末万历天启年虽然看起来社会经济活动活跃，但只不过是消费景气 ，实际整体情况趋于恶化，生产停滞不前。明清鼎革，中国社会逐渐扭转经济形势 ，经过康雍乾三朝迎来了全盛期，但乾隆后期颓势立显，鸦片贸易带来了白银外流 ，和后汉末以后货币外流产生的不景气情况相同。
整体看来，景气变动的震荡周期 越来越短，古代是上升期，中世是停止下降期，但从宋代开始，一个王朝的长度就 构成了景气的一个周期，社会变动相应加快，直到最近几年就构成一个周期。政治好坏和经济景气波动有着一致倾向：好景气时代政治容易取得效果，不景气时代， 即使通过政治干预，缺乏经济理论指导的政府也难以挽回颓势，舆论倾向于将责任算到君主大臣的头上，抨击他们无德无能于是产生了盛世明主乱世昏君的历史表象 。经济景气和朝代更替其实是相互作用的（经济景气有利于稳定政治统治；政治稳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虽然其中的复杂联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却为在亚洲甚 至世界视野看中国政治变迁提供了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