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读后感1900字
被书名耽误的一本好书，让我在复习枯燥的《中国法制史》之时，找到了一点乐趣。
话说夏代，以“恭行天罚”为指导思想，统治者的权力是神授的，法律是神明意志的体现。换个说法就是，统治者给自己权力的来源“正名”，找了个光面堂皇的理由:我代表着上天。这就产生问题了:你可以代表，其他人可以代表吗？如果你和上天矛盾，我们该相信谁？
于是商汤出现了，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的解释一举结束夏桀的统治。而后汤依旧奉行“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甚至于走入极端，迷信王权天授，凡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请示。
商汤以夏桀违背天道取而代之，必然会有另一人打着“天之罚”的旗号再行其事。 武王革命，推翻商纣，建立周朝。
到了周朝，统治者开始学聪明了，知道代表上天行事这个说法存在矛盾，开始为其统治的正当性寻找另一种说法。
这时候周公这个大智慧家(大骗子)出现了。他根据夏商的失败教训，得出了下面的结论:1.天命无常2.统治者要做到以德配天，夏商被周取代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德，哪天周朝统治者没有德，也会被其他朝所取代3.敬神而远之，敬神在于“敬天保民”即以民为本。
说到周公，不可忽视的成就还是创设“周礼”。“礼”于日常可见不过修身养德，夫妻相敬如宾，上下尊卑有序，长幼和睦。夸张一点也是“礼之不存，人将不人”。但“礼”在统治者眼里，更是极其适用的法宝。如西周“亲亲”“尊尊”，以礼之名，带着伦理的色彩，为统治者维护阶级秩序穿上了艳丽的衣裳。
不仅是西周，以后历数王朝政权的建立多是在伦理之上，而伦理，又被述说为从“天命”。
古人常说:天有显道，故人类有法天之义务。自西周来统治者借上天之名为己附权，更要向世人宣告法天。《易经》记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便是以天道之秩序，恰如尊卑有别等应用于人类之社会，与此秩序相违背的，就是不道德，不合乎礼。《易经》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强调秩序、伦理与天地道义间的联系，要遵循天道，就要维护这样的秩序。五品、五教，就在这样的社会间，因其伦理关系之类别，而有特别之道德也。故有“五服制服”，“君臣父子无狱讼”之类为就不足为怪了。
法制史上，西周这个朝代是不容被忽视的，作者称其“上古的光荣与梦想”也是极具意义的。西周对于后代王朝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纵观中国法制史，便也离不开这一个“礼”字，甚至于到现代的中国，“礼”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法律和法律人的思想。
说完了“礼”，再来说“法”。
到了春秋战国，子产铸刑鼎，成文法开始出现，这时候有个绕不开的人物出现了——邓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律师，邓析用生命专注于抬杠，证明了法律解释的重要性甚于成文法本身。这是开玩笑的说法，邓析对子产刑书不断找缺漏，不断修正，铸就《竹刑》为子产所用，内容精当，实在令人敬佩。
子产杀邓析而戮其尸，郑国才得安宁，国法得行。
成文法开始在中国出现，但立法技术远远没有跟上，无法真正的实现法治。尤是先秦诸子开始展开辩论，我们需要用什么来统治国家？
有如下几个学派:道家—儒家—墨家—荀子—法家。
先说那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主张无为而治。“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天地间自有它的道义所在，人为的制定秩序反而会坏了天道。
要说道家治国，汉朝前期最是典型。初汉建立在秦帝国的废墟之上，社会一派凋敞，百姓流离失所。汉初统治者推行“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不增添徭役，让百姓休养生息。但道家讲究的是回归本性，无欲无求，与天地共生。一个人能做得到，要全天下百姓都做到如此，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的需求有层次之分，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便带来高层次需求的萌生。当百姓填饱了肚子，就不会满足于眼前的苟且。于是“无为而治”的政策落空了，这种政策难以实现统治者加强大一统集权的根本愿望。
再说儒家，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思想体系。儒家学说之根本，在于《易经》。《易经》包含:易、象、辞。孔子说的“正名主义”便是来源于“象”。而谈名，就要求名正言顺，合则顺、离则逆。
因此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法治。其中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道德为中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名正言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教育百姓安分守己。不得不说这样的体制是十分迎合统治者“集权”的欲望的。
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道德被法律化，法律被伦理化，礼法合一。儒家获得独尊的地位，《春秋》被摆上神坛，也都不足为怪…
码字好累＠x＠法制史还没复习完，等以后有机会了再写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