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读后感1800字
法家的出现当时就迎合了时代，迅速发展为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思想武器。
韩非强调君主必须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缺一不可。法指成文法，“法者，编著之图书，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势即权势地位，“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
韩非的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与荀子的“隆礼重法”理论有继承关系，更主要的则是总结了前期法家变法的历史经验而提出来的。韩国和秦国实行变法后，到韩非的时候都已有好几十年的时间还都未能统一天下，韩非认为，商、申二人的法、术未能尽善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二人的主张各有偏废。“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重法”（《韩非子·定法》）。申不害知用术不知用法，未能统一法令，奸诈的人利用法令不一逞其私，申不害虽然用了十倍的努力让韩昭侯用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商鞅知用法不知用术，不能知奸，“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国家的财富和兵力，反而成了“人臣”扩张私人势力的凭借。因此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还认为，要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道家别派中的慎到说过：“贤人而拙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韩非子引述了这段话表示赞同。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没有权势地位就不能推行法治，法治与权势要互相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韩非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代表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成果。
韩非的法治思想非常重视赏和罚的作用。他说：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成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
韩非认为，运用赏罚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信赏必罚。赏罚的唯一依据是法律，除君主之外，无论什么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二是厚赏重罚。他认为人皆欲利恶害。“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意思是说，厚赏能够使人也很快得所追求的利益，重罚能够很快制止人们为恶作乱的行为，所以越是求治恶乱心切，就越要厚赏重罚。厚赏重罚不仅对当事人是必要的，而且对民众对“劝”、“禁”的作用。厚赏一人，境内民众都会受到劝勉，都会为争取厚赏去立功重罚一人，境内民众都会感到畏惧而不敢犯法。韩非反对儒家的“仁政”主张。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说疑》）三是“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之上下之恩结矣。”（《韩非子·用人》）意思是说，法律规定的奖赏应该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的，法律规定的刑罚应该是人们经过努力能够避免的。这样，就像把人们引导到平坦的道路上，即使是盲人也不会掉进河里；即使是愚人，只要安分守己，也不会遇到危险，上下之间就有了恩情。赏“可为”，罚“可避”，赏罚才能发挥劝善禁恶的作用。
韩非谈论君主用术的言论很多。他在《内储说上》提出“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其中“必罚明威”和“信赏尽能”属于执法的手段，与法分不开。“众端参观”指全面掌握情况，比较不同主张，以鉴别真假是非。如果受到臣下的蒙蔽，产生片面性，会带来失误甚至灾难。“一听责下”是说要分别地一一考察臣下的才能和功过，使之不能蒙混君上。南郭先生混入齐宣王的三百人的乐队中，滥竽充数蒙混了很久。但齐王继位后，要“一一听之”，让每个乐师分别单独演奏，南郭先生只好逃之夭夭。“疑诏诡使”是利用假命令及诡计窥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