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自序》读后感800字
冯友兰是哲学学者，但我理解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中国哲学研究的是思想，欧洲哲学研究的是本源。所谓本源，我理解是产生思想的思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共相）。中国哲学研究的是善、恶、理等相对形象的内容，欧洲哲学研究的是意识、存在等绝对抽象的内容。我个人认为这是早期中国以耕地为主的农耕核心和早期希腊以城邦为主的商业核心不同的性质造成的。
对哲学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各个领域中中西文化和行为的差异。比如数学，中国更多的用数学来研究占卜、易经和农历等应用领域，西方数学则追求公理的证明。比如医学，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气脉循环，讲究中庸平衡，西医讲究解剖和病理，讲究根因。比如国家治理方式上中国讲究中庸之道，君臣、父子、夫妻伦理有序，平衡而治，西方讲究自由、平等，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
冯友兰先生在这本回忆录中讲述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很让我深思。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很有中国特点，或是违心的批判着自己原来信仰的思想以至于假话说100遍自动变成真理，甚至像冯友兰这类研究哲学的智者也不能免俗，这类学者的代表是郭沫若。另一类知识分子直接选择自杀成士，废话少说，以死明志，这类知识分子代表是老舍。却很少有选择不说话不表达思想的文人。这和欧洲法西斯时期的犹太学者表现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都会选择无语和逃避。中国一直崇尚中庸，结果在真正具体事件处理上大部分实际情况却走了极端。我一直很不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冯友兰的回忆录给了我一个不成熟的启示：或许我们在形而上的哲学观和行而下的行为习惯之间缺少了西方世界的宗教指导，宗教或许是链接行为习惯和哲学价值观之间的真正纽带，而中国的文人正是缺乏了这纽带使得在行为处事的判断逻辑上缺失了精神依托。
有想而无思，有学而无哲，这或许是中国学者真正的悲哀。我思故我在，无思故我死。
每天读书一小时，不妨常做开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