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全集）》读后感2700字
感谢天朝尚不完善的版权保护制度，使我等屌丝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能在网路上阅读到如此高质量的大部头著作，本套图书共15卷（涉及范围从秦汉一直到天朝的改革开放），出于个人喜好，小子还是从《晚清史卷》开始磕起，本卷以西方的视角解读和演绎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同治中兴”等诸多历史事件，给了我很大启发，这里就《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一章啰嗦两句。
耶教在中国的传播应该追溯到盛唐时期的“景教”，当然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还是要从近代开始讲起。那位“还想再活500年”的康熙大帝似乎对耶教很有好感，曾作《功成十架诗》一首（当然我不相信一位深谙“屠龙术”的世俗帝王会真的将“耶稣的教诲”置于权力欲之上）。很可惜他的“不孝之子”雍正皇帝（四爷）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乃父的“宗教宽容政策”，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接着，中国基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别了。再加上1773 年教皇下令解散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最有影响的机构之一的“耶稣会”（该会从利玛窦时代以来已有四百五十多名耶稣会士在华工作过）。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赞助最力的国家力量的衰落，也殃及传教事业。总之，上帝的事业在夹缝中求生存，有再度重蹈“景教”中断的覆辙，然而历史总是会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鸦片战争”及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但无疑给了耶教绝地反击的良机，
中学课本中的“宗教改革”已经讲述了基督教内部的不团结：天主教和新教的各种撕逼。所以，两者在中国传教完全是各自为政：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不仅在教义上，在组织上，方法上也各有不同。从发展人数上来看新教后来居上，但从发展质量上而言二者可谓五十步笑百步。。。
本章开头就抛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外国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么，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
书中给了一个很好地答案：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全都有这种信念。他们的区别不在最终目标，而在用以达到此目标的策略。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不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传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他们乐此不倦地传布宗教信仰，有把改变世俗事务置于次要地位之势。虽然他们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十分保守，但是他们在中国舞台上的影响却与保守南辕而北辙。。。
传教士的这种“己所欲，施于人”的文化优越感与上流社会（士绅集团）对儒家传统文化优越感发生强烈碰撞，谁也不服谁；儒家传统文化是士绅阶级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基础，为了利益考量
他们对某传教士称之为“儒教的梦魇”的攻击，则是无情的和不妥协的；而传教士的攻击也很放肆。 正如一个传教士写道： “在中国文人主要从儒家学到的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 几乎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傲慢和对任何外国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恨。” 双方都没有为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群策群力，剩下的只能是愤怒与偏见。。。
But，虽然丢失了上流社会的支持，但贫困的中国还有着大量的“工农联盟”（我党的制胜法宝），也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恶居下流”的下流社会，数目多得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心地像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事实上耶教大部分的受众确实是这一阶级，可事实结果表明他们中除了信教者外，大多数还是对”洋教“抱有敌意，这里的原因比较多，比如传教士与当地农民经济（土地）纠纷；入教者素质低下，甚至不乏不法分子；传教士对当地司法诉讼的干涉；民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偏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不良影响（某种程度上讲洪秀全领导的这场运动算是一次联合底层民众的非正统基督教传教实践）。。。
本章还提出一个阴谋论：“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即一些类似天地会的组织为了”反清复明“的大业极力煽动起来的，目的不是要伤害基督徒，而是要迫使清朝与西方列强冲突以推翻它。比如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真的是要保大清吗？（个人认为义和团应该没有这样的花花肠子，毕竟人家是真刀真枪跟洋鬼子拼命了，死伤无数，但考虑到”义和团“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不同的利益团体，也不能排除有些团体有这样的阴谋，不过单就动机上来讲，革命党似乎更有嫌疑。。。）
相反地，官方本身有时也故意地和极端排外的立场联系在一起，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排外，而是因为这是预防民众的排外情绪转而指向自己的唯一途径。（转移矛盾，我天朝太祖深谙此道）
当然传教士虽然在本职工作是不尽如人意，但工作带来的副产品还是为贫困，愚昧，落后的中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医疗，教育，工业等）。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对于为拯救中国而工作了一个世代以上的 “世俗派传教士”则表现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态度。甚至在一个短暂的、然而是热情的时期内，他们还变成了这种传教士的门徒，像是国父孙中山不也说自己是基督徒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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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 为什么近代中国耶教发展艰难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基督教得到迅猛发展？（这一点我有亲身体会）我想这反而得益于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建立的广泛深刻而持久的统治（我能说某党夺取政权要得益于日本人嘛。。。）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成为显学，本来没给耶教留下地方，可是马克思主义是侧重于政治经济的理论，人虽是政治动物，更是感情动物，而这一点老马可帮不了你啊，所以我党只有抱着戒备的心态扬弃传统，整出来诸如”家风“”乡贤“”中国梦“之类的说辞，耶教也就见缝插针融入了“和谐社会”的序列，再加上“三自爱国”和“党的领导”，完美。。。
* 至于耶教为何没能像佛教一样融入类似“三教合一”的体系呢，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仅从历史唯心主义的角度考虑，可能与耶教没能培养出一个中国的君士坦丁有关，至于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来，我还真答不上来，还请方家指正。想一想如果梁武帝笃信基督，大臣们回回拿赎罪卷来赎他，也是挺有趣的，哈。。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教庭风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