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戊大方鼎仍然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历史》第一册第24页讲到：“商朝后期制造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湖北省五峰长乐坪中学李家庆老师撰文指出：“据近期有关考古资料表明，这句话并不准确。”然后，他引用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所载司母戊鼎的高、长、重等数据，与秦始皇陵出士的两套铜车马的高、长、重等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无论从高度、长度还是重量等各方面比较，秦陵铜车马均超过司母戊鼎，司母戊鼎并非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7期第37页）
秦始皇陵1号和2号铜车马都发现于1980年冬。这两套铜车马出土时都已经破碎。1983年7月，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修复成功，恢复了原貌。随后，考古工作者撰写出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198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秦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新闻。这就是说，至迟到1985年底，秦陵出土铜车马的信息已经普遍传开。然而，198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夏商史稿》（孙淼著）中说：“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青铜容器，是司母戊鼎。”1993年8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殷商社会生活史》（主编李民）中说：司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中的第一重器，集中显示了这时青铜器冶铸业的工艺水平。”1994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第三卷（总主编白寿彝）上说：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我国青铜时代最大的，也是古代世界青铜文化史中所仅有的。”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编辑们水平低，愚昧到了连秦始皇陵出土了铜车马的信息都不知道，还楞说“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呢，那么，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孙淼先生和李民先生是造诣很高的考古学家，难道他们也会跟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编辑们一样，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既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李家庆老师所提的意见就是错误的。他的意见错在何处呢？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列宁说：“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这就是说，比较必须是在一定关系上，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标准，就不能比较。李家庆老师的意见错就错在没有“在一定关系上，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忘掉了这个真理。它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司母戊鼎属于器皿，而秦始皇陵铜车马不属于器皿。
第二点：司母戊鼎是铸成整体的一件青铜器，而秦始皇陵铜车马是由分别铸成的一些部件组装起来的。杜廼松先生著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说：“复原后的铜车马驷马雄立，驭手安坐或作站立状，车门窗可以启闭，车轮转动可行。”1985年12月l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秦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报道中也说：复原的2号铜车马，“驷马雄立，驭官安坐，车窗门启闭自如，随着链连的摇荡，牵动辕衡，可以载舆以行。”铸在一起，车轮怎能转动，怎能“载舆以行”呢？
第三点：司母戊鼎是纯粹的青铜器，而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并不是纯粹的青铜器。杜廼松先生著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说：这两辆“车马的附件如当卢、节约、辖等均为金银所制作。”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仍然认为，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