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观后感作文，欢迎点评和分享～感谢你的阅读与支持！
一张凭票即付的百万英镑支票能带来什么？比如，能给一位耿直、聪明、人地生疏的年轻人带来什么？哥哥奥利文认为：“只要你手里拿上这张小纸片，用不着兑现，要什么有什么？”弟弟罗德里克则认为：“因为钞票数额太大，无法兑现，所以完全没有用处。”于是，因为小汽艇失事流落伦敦的美国人亨利·亚当成了二人的试验品。
亨利·亚当原本饥肠辘辘、四处碰壁，意外得到保留支票一个月的机会后，境况大为改善：制衣店送货上门、豪华旅馆住宿不要钱、大使馆借给现金，他只需不断签单即可。此外，社交界大门完全敞开，各家报纸以重要版面追踪其消息，金矿开发商提供投资机会（帮亨利赚了两万磅）……
被旅馆赶到其他房间的福诺格纳尔公爵气不过，指使亨利房间的女佣将支票藏在了地毯下，并将该消息散播了出去。一夜之间，所有的光环烟消云散，亨利还被证券交易所愤怒的投资者丢到了门外。
似乎奥利文胜了。
亨利在一次社交晚会上认识了波西娅，两人很快陷入爱河。亨利决定向波西娅坦白，波西娅却以为亨利是在考验她，从此不理亨利。
当满城都在传言亨利·亚当是个大骗子时，波西娅才知道亨利是个坦率的人，又回到他的身边。
在这里，正如亨利所说：支票在他们之间只起了离间的作用，钱并不是万能的。
似乎罗德里克也不错。
但奥利文则冷冷地回了一句：没有支票，你们见不了面。
电影讽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下层社会的势利，投资界的盲从，赞美了亨利的正直和波西娅的忠贞。至于那张百万英镑的支票，实话说，我不知道奥利文和罗德里克谁更有道理些，我只知道如果没有这张钞票，亨利·亚当肯定会是另一番境况，——而他目前的境况似乎很不错（抱得美人归，一份年薪500磅的职业）。
【二】
《百万英镑》拍摄于1953年，改编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1958年即被译制到中国。
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一书中曾高度评价马克吐温：“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写的一本书，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一切美国文学创作从这本书而来。在这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打它以后的东西没有这么好。”福克纳也说：“马克·吐温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后裔”，“他是美国文学之父”。
负面的评价当然也有，在马克·吐温晚年，他的声望已经开始衰落，他自己就曾自嘲：“萨克雷的三分之二就可以抵上我”。乔治·奥威尔则称他为“公认的弄臣”。钱锺书在《说笑》一文里批评他把幽默当成一生的饭碗，“以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
这些都是题外话，只是让我想到了我们教材中存在的一些有趣现象。比如，德莱赛在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中大抵算是二流人物，但我们的初高中历史教材却给学生造成“美国仅此一人”的印象。再比如海明威是开一代文风的短篇小说大师，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却只提他的《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
【三】
现在回到电影本身。
格里高利·派克的演技一如既往精致、从容，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没有一句多余的台词。但这部电影和《君子协定》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戏份比重失调。
女主人公的戏份太少，不足以塑造一个真实的人物，没有什么事件表明她们与众不同，除了一见钟情，无法解释她们给男主人公造成的巨大震动，——而仅仅依靠一见钟情显然不足以解决一系列问题。两部影片里的女主人公像极了《永别了，武器》里的凯瑟琳，菲茨杰拉德读过小说初稿后给海明威写过一封信，大意为：你写男主人公是用现在的眼光看的，写女主人公却是用“十七至十九岁”时的眼光看的，因此显得不和谐。
——问题就在这里。
一部优秀的影片肯定是戏份协调的，《罗马假日》和《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绝佳的例子。在派克和英格丽·褒曼合作的《爱德华大夫》里，虽然两人都有些信心不足，但得益于有充裕的时间塑造角色，影片因此不朽。
当然，我并非说只要男女主人公戏份对开就行了（你知道，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说，优秀的影片不可能是一个角色的表演秀，在男女演员搭配时，过分突出男主人尤其不可取（女主人公反而可以稍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