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言文教学的诵读
古诗文的诵读是近年来被中学语文教学界重提的热门话题，提倡者们的立论出发点大抵是要以诵读来纠正古诗文教学过于偏重字词、语法分析和翻译的偏差。以诵读促理解，以理解促鉴赏、以鉴赏促陶冶、以陶冶来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
不过，论者大多是从教学法的层面，亦即技术的层面来讨论文言文教学方式优劣的问题，而没有能够明确指出文言文的教学方式何以在一段时间内会发生从重诵读法向重翻译和语法的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跳出教学法本身优劣合理与否的评判，而从诵读法顿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去考察，我们也许能更客观地描述和分析诵读教学法在现今文言教学中所处的地位。
纵观从古代到近现代元数杰出人物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经历，我们很容易得出诵读是最适合古诗文特点的学习方法的结论，因为他们几乎无一不是从诵读圣贤经传、唐诗宋词开始自己一生的学习历程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并不稳妥，因为诵读法之所以能成为传统文言教学的主要方法，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趁幼时 忆力突出开蒙读书，时间较早。第二，允许学习者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懂(或不甚懂)所读文章的含意，教师也不作更多的指导和点拨。第二，学习者能够在学习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来消化和反雏早年的学习内容。遗憾的`是，这三点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在目前中学文言文的教学中，并不具备或者被允许。这反映了一种文化环境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于诵读法本身来说，构成了一种比课时紧张、课业负担重更为本质性的困境。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古诗文的学习目的存在古今差别。应该说，古人和我们现在学习古诗文的目的截然不同，对现在的中学生来说，这种学习无非是要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而对于古人，说古诗文(尤其是圣贤经传)的学习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则毫不为过。从曹丕《典论论文》中明确为文章正名开始，到隋唐两代确立科举制度以后，一千多年读书人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古诗文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改变自身命运、开拓远大前程的一把重要的钥匙。继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也许容易淡薄，但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学习却不会有丝毫疏忽。正因为如此，耗时长、节奏慢但坚持下去确实效果显著的文言文诵读法会在古人的学习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却容易在现代中学科日繁多的课程环境中被否定或边缘化。
第二，古诗文的学习与运用在古人和现代人的生活中具备不同的形态。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里写道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塾香。这段话说的是书法，其实何尝不可用来描述古人对古诗文的学习!这种的学习和应用是多方位和全面的，是立体的。在学习过程中，诵读、吟咏和写作无疑是主体;同时，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语言形式，文言文在当时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有在这种文言的实际运用随时萦绕于身边的环境中，看似缓慢、悠长、不合理、掺杂过多个人因素而缺少学习过程中必要的科学性的诵读才顺理成章地为人所接受。反观现代中学生的生活环境(而非单纯的课堂)，其中文言学习和应用的比重可以说微乎其微，没有了这样整体的环境或曰语境，让以诵读为主体的教学法主导中学的古诗文教学，即使其中加入了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也是有相当困难的。
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环境的变化，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对古诗文失去了某种认同感和亲近感，从而形成了对文言集体无意识的疏离。正是这种疏离，使得古诗文的学习对现代中学生而言，不再是一种渗透了生命意识的知识的浸润，而只是一种对祖宗文化遗产的被动接受。从而，对所读作品的理解也大多停留在对作品中心思想情感取向等的理性化认识，而无法从充满亲切感、典仪感和各种复杂情感(包括厌倦)的长期诵读中体会作品精微深远的深层内涵。在已经失去了所依存的整体性的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即使在高校的中文 系，较为严格意义上的诵读教学也只能在选修课上薪火相传。这样看来，笔者更愿意把诵读教学法的被边缘化看作是文化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某种教学观念的选择。
事实上，即使是现今古诗文教学中诵读法的积极倡导者，其理念也已经有了与时共化的转变。在传统的诵读教学中，师生们一起吟诵诗文，教师很少做解释和指导，即使有，也往往是用简短、凝练的一两句自我陶醉的感叹语来引起学生想象的驰骋。而在现代中学课堂中，诵读法的倡导者往往并不认可这种松散的课堂教学形式，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科学的方式来厘定文言诵读的教学步骤和量化评估标准。而这种诵读教学的理念也就很容易排斥传统诵读教学中感悟、体会、玩味的内容，而更多地强调熟读成诵的内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诵读教学最竖定的支持者之一张必馄先生这样来界定诵读一一这里说的诵读，是熟读和背诵的合称。熟读者，拿着书边看边背，背不出就看几眼;而背诵则必须离开书本。(张必馄《学文言非诵读不可》，《中学语文教学》1997年第6期)这样的诵读无疑是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的，而这也成为诵读教学屡屡陷入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