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围城》
读《围城》数次都禁不住在心里暗暗称好，其好在何处，不言而喻，好就好在这“围城”二字，寓意深远，发人深省。被围之城“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出的去处。”城里城外许多事并不见得有多缠绵悱恻，惊天动地。城里城外许多人也并非怀揣绝技，心存大志。然而，它却有让读者一读完最后一页就想立即回到第一页重新品读的不可抗拒的魅力，究其原因，想必便是作者寄深刻意蕴于文中的一切言语，一切啼笑。
《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景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
小说的开头最是令我观赏。男主角方鸿渐和他妻子孙柔嘉大吵一架，孙去了姑父家，方独自一人在深夜躺在床上昏昏欲睡。谁人不停走时禁绝的钟敲响了六下–六点钟，那是五个钟头曩昔。
其时刻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伉俪不欢;其时刻，柔嘉在家里等鸿渐返来吃晚餐，盼望他会跟姑睦，到她厂里办事。这个光阴掉队的计机会无意中对人生包括的讥讽和惘然，深于统统说话，统统啼笑。
当然，《围城》将人生的虚无与存在的荒诞剖析的如此深刻，把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境地讽刺得入木三分，目的并不在于向人们散布悲观厌世的思想。钱钟书先生对方鸿渐的态度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全文透出的悲观主义色彩，其实是对时代的感伤，对人类境地的感伤。著此文是希望人们能打破这一困境。钱钟书先生表白：“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悲观”。或许人生有其悲剧性所在，但绝非死路一条，像加缪把荒诞视为起点而走向对荒诞的反抗，在《围城》中也启示我们：面对从根本上的虚无、荒诞的人生，没有逃避的余地，唯有鼓起自为的勇气，挺身反抗这种虚无、荒诞，才能确证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样的一生即便是悲也是“悲壮”之悲，可歌可泣之悲!
方鸿渐的失误不在于他认人生为虚无，存在为荒诞。对他的这些体验，钱钟书先生是同情的，而在于他体验到这些虚无与荒诞之后缺乏自为的勇气去反抗，而安于此种处境，听天由命，甘为懦夫。他放弃了自我存在的责任，放弃了自我，对此钱钟书先生是作了深入的揭发与严厉批判的。当然，方鸿渐也想有所作为，然而他的追求欲或上进心却无力与他对整个人生的怀疑相抗衡。他越想要行动起来，就越觉找不到行动的依据，越觉无力行动，越觉“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嚣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从而徘徊在进与退，行动与不行动的两难抉择中。
事实上，存在的荒诞或人生的虚无对人来讲既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又是一种自由与解放。就如人生落到一最底点。他的任何活动都是向上的或不会再是倒退的效果。既然整个人生从根本上说是虚无的，就意味着人没有什么先定的本质，固定的模式，人是自由的，他成为什么，他的存在有无意义完全靠他自己，靠他自己的打拼。因此，他只要能够勇敢地担起存在的全部责任，依靠自我，就能跳出虚无的圈围，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当然这种自由也是一种压力，需要绝然和勇气才能担负――一种不畏虚无不屈服于绝望，从而肯定自我追求真实存在的勇气。
人生就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东一个电台半句京戏，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曲啦，半句昆腔啦，鸡零狗碎，莫名其妙”。但“一个破碎的片段，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
所以即使整个存在，整个人生从根本上是虚无、荒诞、非理性和无意义的，但个体仍然可望依靠自身来创造意义，塑造一个有统一性的自我。这只是方鸿渐偶有的闪念，却是钱钟书先生所倡导的。方鸿渐的一生永远只能如他所说的困境中凭本能来盲目地“碰碰运气”而已。他本能地去寻找可靠的社会依附。精神依托，“总希望人家愿意自己活下去”。他坦承自己为“道义”上的懦夫，又说自己对一切都缺乏“信念”这决非自谦，更可悲的是他认了这懦夫的命，以“信念的失落为由为不做任何努力抗争做辩护，如此这般破罐子破摔让人几尽于无言。同时也应证了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精神的可贵。更进一步，正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普遍的“道义”基础，所以个人所能有的只是一种没有前提，不畏虚无而敢于自决自为的勇气，这才是人之真正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