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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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校毕业生招聘热潮又到了,大学生就业问题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据11月20日的《大河报》报道,在郑州市“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现场招聘会俨然成了和平年代的战场。19日上午不到7:00,从各地赶来的大学生就已经把中心给包围了,当大门一被打开,人群就象潮水一样向中心涌去。在入口处,尽管有几名保安在维持秩序,但依然没能“挽救”中心的两扇玻璃门。10:00左右,在拥挤的人群中,这两扇玻璃门晃晃荡荡地倒了下来,几秒钟之后,大学生们又踩着碎玻璃继续前进了。博览中心的一部电梯,显然也不能应付如此汹涌的人流,扶手在众人的挤压下向外倾倒了。
  
  在这几年里,类似这样火爆的场面在一个个城市里上演着。在如此激烈的竞争压力下,月薪被越压越低,不少人连600元的底薪都愿意接受,甚至还出现了不要工资先行试用的现象。前些年已经就业的大学生也同样能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不再敢轻易跳槽,他们每天“自愿”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在sohu网的一份调查中,只有大约30%的网友能坚持8小时工作制,甚至连周末加班都开始慢慢成了常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报怨我们的教育体制者有之,说他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质量太差,不符合产业界的需要;埋怨大学生个体的也有之,说他们在大学里不好好学习,只知道谈恋爱、玩游戏。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都经不起推敲。我国教育体制在这几十年里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可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是最近几年才尖锐起来。专业不对口的现象也不是今天才出现,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很多人从事与自己的专业没有太多关系的工作。他们在大学期间打下的基础知识以及在工作中的实践锻炼,可以让他们很快地适应新的陌生的工作岗位。至于大学生个体方面,固然个人在校期间如果努力学习又能重视社会实践,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那么他相对于其他人竞争力自然是高的,但这丝毫不能解释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的就业困难问题。况且,谁又能说以前的大学生学习就更加刻苦呢?毕竟他们当时的就业压力轻多了,按照“竞争理论”他们应该学习更不努力才对。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仅仅局限在教育体系内部是不行的,毕竟就业问题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不对我国的经济现状作出合乎事实的分析是找不到答案的。
  
  内需不足表现出来的两极分化
  
  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在90年代后期朱镕基时代就已经凸显出来了。按理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应该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国内市场需求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但是这个推动力在进入90年代以后很快就枯竭了。于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表现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从1990年以来这项指标就在逐渐增加,今年1季度达到了48%。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极其危险又是不正常的。美国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其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也不过20%左右。
  
  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增加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问题,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再需要进一步提高了。居住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以及城市中的底层民众,他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他们的生活需要相对于现实的生产能力来说仍然是巨大的,但是这种需要并不等同于市场需求,在他们收入低下没有消费能力的时候,这种需要只是潜在的市场需求,而不是现实的。显然,这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各阶层在收入水平上、财富占有上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密切相关的。








  从收入水平上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属于世界上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财富占有上来说,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在10月17日发布了《2006全球财富报告》,以美元计算,中国共有2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排名全球第六。这项专题的研究组负责人表示,这些家庭所占有财富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2004至2005年其管理资产额的增速高达18%”。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的集中度更高。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在我上中学的年代,经常听到在西方国家中有两个20和80来反映他们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也就是20%的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0%,20%的人口占有银行存款的80%。但是,上述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在这方面早就已经“超越”西方国家了。
  
  大资本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通过或明或暗、或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剥夺,是造成今天这种形势的根本原因。就以房地产行业举例来说,城市周边土地的升值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种植农业作物会更好,而是因为它具有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升值完全是城市发展的结果,而城市的发展又是全民从建国开始的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果。这种由于特殊地理位置产生的级差地租是属于全民的公有财产,它既不属于直接在上面耕种的农民集体所有,更不属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以及开发商们,它应该成为全体人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底层民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事业的重要保障。但是,开发商与政府中的某些官员上下其手,再加上与金融资本的联合,把这项公有财产占为己有,这种赤裸裸的剥夺是今天房地产行业暴利的根本原因。
  
  这些人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了富豪阶层,他们的个人消费也越来越奢侈,而这些奢侈品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从豪华轿车甚至到小提包莫不如此,这种情况从举办的奢侈品博览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这种消费并不能形成国内的市场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只是满足了他们个人的炫耀心理而已。底层民众有物质生活上的需要,但他们消费能力不足,结果只能逐渐造成国内市场相对萎缩越来越严重的情况。而这种消费市场的萎缩又严重限制了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到就业市场。可以设想,如果两极分化不象今天这么严重的话,我国现有企业的生产规模还会增大,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建立起来,就业人数也会同步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惠及农民工群体,也同样会增加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些企业也需要产品研发,也需要市场管理。
  
  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生产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整个社会生产相对萎缩的情况下,大学生群体的就业状况怎么能不越来越困难呢?
  
  依附型的产业结构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国际资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入内地,在初期这种资本进入也许对缓解当时我国经济建设资金不足起了一些作用,但它的影响很快就超越这一点了。
  
  各地方政府在对外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越来越丰厚,从审批、用地到税收等等各个方面,在与内地企业的竞争中长期在政策上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上这些国际资本相对于内资来说实力更为雄厚,市场运作经验更丰富,造成内资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一个个产业关联度高、对国民经济甚至国家安全都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被外资击垮(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那些企业领导层的腐败、无能也是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国际资本更是通过“斩首”式收购,逐渐取得了相当多的战略产业的控制权。据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对外28个主要产业中,其中21个产业位居前五位的企业都已经被外资掌控,而剩下的7个产业,外资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
  
  相应地,在除了象军工、航天这些部门以外的其他许多产业中,我国基本不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控制在外资手中。而在国际竞争中同样重要的品牌上,情况同意不容乐观。这些年来,不仅我们自己的品牌没有成长起来,而且自主品牌在外资的进攻下,处境越来越糟糕。就以日化行业为例,我们也曾经有过辉煌:洗衣粉中“活力28,沙市日化”响彻大江南北;“南有白猫,北有熊猫”家喻户晓;“海鸥”、“天津”等雄踞一方;中华牙膏、美加净牙膏畅销全国……。但这些本土品牌的命运最终大致相同: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随着合资而消亡了,即使有部分本土品牌仍然屹立不倒,也与昔日的灿烂辉煌不可同日而语。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举例说,作为引进利用外资最多的地区,江苏这几年来每年却有十几个国内自主品牌消失,自主技术也被屏蔽、被限制,对国内市场资源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我国大部分企业在不核心技术也没有自主品牌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了,于是走上了加工贸易的依附型道路。我国今年五月份的对外贸易中,来料加工型的产品占到了55.2%。这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的对外依附型结构已经形成,在这样一个结构里,产业利润大量外流,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据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介绍,由于我国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导致广东货物贸易出口处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地位。例如,广东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均依赖进口,致使该行业尽管生产量很大,而利润却很微薄。
  
  据统计,目前国际市场上名牌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可是,我国广东省的外贸出口产品尽管量大却无法享受品牌带来的利益,只能采用OEM(也即委托加工)的方式生产。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10%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使超过9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2005年珠三角地区出口鞋21.7亿双,出口均价仅为2.7美元;广东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著名的芭比娃娃就在此地生产,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可是我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仅为0.35美元/个,在这0.35美元中包括企业主的利润,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工人的工资,而拥有该品牌的美国企业则获利近8美元/个,差距之大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依附地位不仅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且还压低了工人的工资,拉大贫富差距,使国内市场需求日益相对萎缩,反过来又会造成企业生产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巩固依附地位,形成恶性循环。
  
  我国的这种依附型产业结构会从两个方面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
  
  首先,产业利润的大量外流,使国内市场空间相对萎缩,扩大了市场需求与国内扩大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进而又限制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这种影响的机理与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贫富分化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是一样的。
  
  其次,这种依附地位使大部分企业没有资源进行技术研发。而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工科学生的主要社会使命正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就业状况越来越差也就不难理解了,部分特别优秀的学生要么选择出国,要么进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在那些已经被国际资本掌握了控制权的战略产业里,技术研发的中心并不在中国,而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进行。即使有部分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究院之类,也只能吸收一小部分特别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以笔者所毕业的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来说,我班共有30名同学,其中一半或在本科或在硕士毕业之后到了国外,大部分去了美国,而留在国内的同学中,大部分又都在外资部门工作。固然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美国,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留在外面的理由。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这种落后局面反而会给他们提供施展自身才华的大好机会,建国初期从国外冲破重重阻力回来的那一代老科学家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今天的问题是,国内的企业所能提供的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单纯地对这些不能或不愿回国效力的学生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他们,而是现今我们不合理的、不符合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经济结构。
  
  依附型企业所需要的不是大学生这类研发型的人才,更多的是操作型、实用型的人才。于是培养这类人才的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势头迅猛,就业状况似乎比大学生还要好。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甚至可以拿到4000—6000元,而同期在北京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的工资却降到了1000—1500,个别的只有600—800元。在这类职业技术学院里,中学文化程度毕业生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他们完全能够胜任大规模流水生产线上某一个具体的操作。
  
  于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里,就出现了象中国这样独特的社会现象。总的来说,我国大学生群体在总人口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高等教育普及率甚至与印度相比都还很低,可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
  
  这种现象不能说和我们现今的教育体制没有一点关系,也不能说和大学生个体没有关系,但这些不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对内缩小贫富差距,对外通过自主创新摆脱目前的依附地位才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群体不仅是在为底层民众谋利益,而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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