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多次提到《万历十五年》，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这本书呢？此书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这是一部打开中国人视野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史景迁、牟复礼、杨联陞、刘志琴、陈学霖、赵世瑜、朱学勤、杨念群、江晓原、萧功秦、商传、樊树志、毛佩琦、厄普代克、王小波、王朔、谢冕、易中天、吴思等国内外众多名家一致推荐！
「万历十五年（精装版）」读书笔记2500字 第(1)篇
《万历十五年》，以万历皇帝御宇时期为历史背景，通过对不同人物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当时落后的思想、制度对社会进步的制约。
书中选取的人物有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清官海瑞、军事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还有一个文官集团。他们都是一个方面的代表：
文官集团，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一种角色，从开国洪武皇帝时起至万历皇帝时期日臻成熟，代表了以孔孟之道为立国、立身之根本的思想和制度。他们以维持平衡保持现状为根本目的，以道德标准为一切事务的判断准绳，以上书参劾、揭帖为基本手段，具有“阴”和“阳”双重性格。对于他们来说，维持平衡是最紧要的事情，谁意图打破这种平衡，都会遭到他们的围攻。在此基础上，他们不遗余力地想让帝国按照他们的想法来运行，甚至皇帝也可以成为他们实现目的的工具。因此，作者在书中说，文官集团“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只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在当时已成为落后的代表。
万历皇帝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代表，虽则聪慧，却无什么建树，始终脱离不开文官集团的约束。作者认为，这时候“皇帝”这种职业只是帝国制度的一种需要。因为在这种制度中，皇帝是最高道德标准的代表，是人们效仿的榜样，因此，他的行为也必须合乎道德的要求，各种约束条件自然而然地就会附加到他的身上。万历皇帝看似是在万人之上，可在道德标准的要求和文官集团的监督之下，不能亲自主持禁卫军操练、不能立喜欢的孩子为太子、不能离开京城巡视各省，甚至不能在紫禁城里骑马驰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以致最后万历皇帝不得不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文官集团的约束，在无聊的日子里，只能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与宦官“掷银为戏”。皇帝当到这个份上，真还不如一介平民。
首辅张居正，是文官集团的典型代表，同时具有锐意进取的精神。他是万历的老师，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皇帝称之为“元辅张先生”，可谓位尊至极。在通过各种阴谋、阳谋稳居首辅之位后，他开始着手施行改革，并且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所谓“非常”，只是在文官集团看来不符合道德标准）。但他的这种试图打破平衡的改革，“使文官们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被清算”。继张居正之后任首辅的申时行，因有前车之鉴，则采取了一种“蕴藉不立崖异”的太极手法来调和各方矛盾，艰难且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
海瑞绝对是个耿直boy，是文官集团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代表，为官清廉、广为称道，固执并机械地执行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道德标准。他的极端在于他的身上几乎只有“阳”的一面，即使有点“阴”面也不会为己谋私。而这种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在文官集团中并不受欢迎，但也使皇帝以及那些对他衔恨在心的人无可奈何，除了设法将其调任闲职外别无他法。但这股清流，也最终没能在文官集团维持平衡的制度障碍面前幸免，最后被罢免家居，郁郁而终。
戚继光是万历年间的杰出将领，成名于东南沿海驱逐倭寇之役，继而又在蓟辽边陲建立功勋。无论在那个方向，他和他的“戚家军”都足以威震敌胆。最重要的是，戚继光是一位富于创造精神的将领，在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大胆推进军事改革，自己招兵买马创建“戚家军”，根据敌人特点创新战法，并身体力行加以实践。事实证明，戚将军在军事方面的改革是成功的，但这也仅限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且其中少不了一些文官的掣肘；而这种成功离不开张居正各种处于“合法与非法、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纵横捭阖。
李贽是渴望冲破思想禁锢的人们的代表。他不喜欢传统道德强加给他的各种义务，而“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因此，在正值官运亨通的年龄，他选择了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创建佛院以求“独立”。但他也并非隐居，仍广泛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交往，并依从内心追求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尽管有些行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些放荡不羁。他的这些思想和行为在当时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因此还掀起一股追捧的潮流。只是这种潮流仍未摆脱“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的限制。
总而言之，万历年间，不是没有出现厉行改革的人物和行动，只是囿于落后而不肯接受改变的官僚政治，他们的抱负才未能得以实现。正如书中所言：“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
「万历十五年（精装版）」读书笔记2500字 第(2)篇
终于看完了，很奇怪，今年看的书都是放在平常根本看不下去的书，人跟人，人跟书，人跟其他事物，在不同的时间段和环境下，总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通俗说，就是缘分。
和这本书的缘分不算浅，研究生二年级，在人大书摊边，秀芳买下它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它为那一天带去了欢喜。可惜缘分来的太淡，直到今年，才把它全部看完，交了一会朋友，谈了一会儿心。
见到这位“朋友”之前，就已经被它的赫赫大名所震慑，捧起它，就自带了一种敬畏和膜拜，每阅读一段，就仿佛领悟了真知灼见，以至于在惶惶不知其要旨的情况下，还总是为自己的理解能力发愁。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特色解读了这段历史，全书的观点在序中就已经说的非常清楚，大抵是两个：一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二是对历史上的人物如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抱以人性的同情，他认为“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他认为这些人物都没有好的下场，“断非个人的原因所的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整本书“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是一本大失败的合集，与其说是人物的失败，更应该承认是制度的失败。
中国历来以德治国，讲究人伦纲常，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就不难理解万历皇帝的悲哀，他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却不得不用消极抵抗的方式来对付文官集团，他不是作为人被看待，而是被期望成为无感无知的一种权威和代表，他所作的一切都要符合道德规范，符合文官集团的期望，可以说他就像被挟制的玩偶，并没有一点自由，倘或真要反对这种说法，那我只好说，他的身份只给他带去紫禁城内衣食住行的相对自由，这也可以为明朝皇室极尽奢侈之能事而做出注解，毕竟这是皇帝之为皇帝仅剩的尊荣。
这种道德统治的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低效，它阻碍着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关系的转变，从军需供应、税收制度、乃至明朝政府的选储、文官集团的薪酬等等，明朝政府没有从技术和制度上进行设计，相反的，却从保卫皇权和维持社会的低水平的平衡发展出发，大量采用文官治国，这些文官整日接受的都是经史子集的教育，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能力，而且文官集团自明朝开国以来，“阳”上崇尚节俭，“阴”里大肆搜刮，这种明面上俭朴美德的提倡，最终落点在行政问题的简化，落点在政府解决问题的低能里。这些根源性的失败导致了技术不能开展、财政无法核实、集中收支，军备低效，也最终导致了张居正的功败垂成、申时行的谨慎圆滑，海瑞的老年抱憾，戚继光和李贽的悲惨晚年。在这样的制度下为人杰，与时代不能做出利国利民的改革，与个人不能成就流传千古的成功事业，这是时代也是个人的悲哀。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站在时间的隧道外，站在远处端详这一段历史，提出了宏观的问题，也做了宏观的解答，为我们普罗大众提供了泛泛的总体感知，可以说大有益处。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虽然全书以纪传体形式写成，内容也不乏细节，但总有一种心到意到的随意感，时常让我不知身在何方，总要翻到目录去，才能确定，我看的这章原来还是张居正篇，尽管内容已经飘摇至万历、正德或者文官集团了。
撇去以上种种，这本书作为常识性读物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的，道德和法律，道德和技术，人在社会制度中的位置和作用，阴和阳的背离统一等等，他们就像海滩上的贝壳，闪着亮光，分散在各处，等待着有识之人捡起它，放在耳边，听它诉说那遥远的启迪。但我在思考这些时，总难免觉得太远或疏离，这总归是从政的人该思考的，我总这样想，或许这也是缘分在作祟吧，当下，我权且和这位好友拜别，等有朝一日重逢，再来叙说久别中的感悟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