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读后感3000字
钱多也头疼：明朝有钱人和文化人的博弈
在矛盾的小说《子夜》中，吴老太爷第一次进到大上海，就被满大街穿着暴露的女人和眼花缭乱的大都市景观吓得不轻，甚至一命呜呼了。这件事听起来夸张，但在明朝完全有可能。
在明朝，像吴老太爷这样有文化的士绅，接受大上海这样被商业、物资毒害的经济社会的进程持续了两百多年。这几百年里，有文化的士绅阶层想尽一切办法指责那些满身铜臭味的有钱人，和他们划清界限，而有钱人则在有钱之后希望成为文化人。明朝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化都在276年的经济发展中完成。
这是《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的主要内容。《纵乐的困惑》是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的一部作品。卜正民是孔飞力的学生，孔飞力是《叫魂》的作者。卜正民写历史和老师一样生动有趣，故事多、研究透，妙趣横生。就比如这有钱人和文化人的争斗，看着是明朝礼崩乐坏了，但实际上，明朝的士绅阶层并没有失败，反而容纳了更多的商人特征，有了更多钱，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明朝文化人的自信很大程度来源于朱元璋。朱元璋一直想建立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几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群体，由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领导、主持公共事务。大家种田纺纱，出门最多不过20里，各家各户之间的差距也不大，人人都心满意足。朱元璋想要一个内部秩序清明甚至固定的社会。所以他建立里甲制度、发展农业，修建国家大型交通设施，让民众断了出门和阶级流动的心。但他失败了。
首先，里甲制度，十户为一里，十里为一甲，这个制度在统计人口方面相当精确，从而让每个人没有逃税的可能，除非成为黑户、流窜到外地去。当时很多人为了逃避这种人口统计带来的赋税，选择当黑户，不报人口，或者到中部寻找荒地。有学者说，明朝人口有1.6亿，其间6000万都是隐藏人口。隐藏人口的后果是，很多走投无路的农民转行做起小生意。因为明朝初年农业发展得很好，人民有富余物资，国内交通又比较便利。穷途末路的人倒卖点东西并不难。
然而，这一倒卖，卖出问题了。朱元璋不喜欢自己的国土上人民移动来移动去，那些被朱元璋指派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绅们也不喜欢。他们觉得这是社会道德败坏的标志。不过说归说，他们的行动却不全是这么一回事。虽然商业让人民流动起来、商人增多，但交易有利可图。而商业发展的基础又在于土地，有钱的士绅开始大量收购土地，通过交易扩大自己的势力。
到了中期，朱元璋时期建立的大型公共设施成了政府的巨大负担。在明朝早期，全国有1936个驿站，驿站还能按照人员的身份提供丝绸的睡衣、当季的水果等物品。可到了明朝中期，这些驿站关了大半。中央政府只管收税，至于地方上需要修路、搭桥、建学校，通通不管。地方政府却不能这样袖手旁观。这个时候，早期积累的商人力量被发现，商人开始帮着政府筹建公共设施。
还有些商人借机进入到士绅阶层。他们培养自己的孩子参加科考，培养自己的人到府衙任职，重要的是，他们有钱、有土地，可以买到许多本来只有士绅才能用的东西。
有文化的士绅自然是感觉到威胁了。除了动用老方法指责这些商人败坏社会道德之外，他们还想出一个招儿，就是想尽办法说明自己有品味。比如说1530年有一本《惠安县志》，作者张岳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他专门分析了桃花的颜色比梅花好，但是梅花比桃花香。这种分析在明朝中叶相当受欢迎，士绅阶层通过对各种日用之物的鉴别，说明自己是有鉴赏能力、有文化的，和那些只有几个铜板的土老帽不是一类人。
但是这种贬低特别站不住脚，因为士绅们享用的龙眼、荔枝之类外来物产都是通过商人的贸易得到的。士绅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打压商人是来源于对本阶层地位的不自信。
虽然朱元璋把士绅看成社会的重中之重，但他毕竟死了很多年了，而且朱元璋只是这么一说，并没有给士绅实权。明朝中期又有许多商人等着挤掉士绅的位置。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张岳等文化人还提出要恢复推举制，这样就能保住自己人的势力。实际上，明朝中叶也确实出现了很多精英集团。
到了明朝后期，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控制。明朝初年想要的那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基本不可能了。商人不仅爆发性增长，地位还迅速提高了。一大原因是，富人直接介入了公共事务，利用自身的商人身份解决社会危机。比如万历年间的饥荒，劝富人救济灾民是最常见、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士绅政府都比不上大富豪。
商业也渗入到了上至王孙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吃的粮食靠买，穿的衣服靠买，看的书靠买，而且是想看啥书有啥书，书的种类花样翻新，就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连出门坐车还能付钱就给送。商人不再只是局限于农产品交易，而是分门别类，精细化运作。大商人分割一个地区的贸易，在国内不同地区乃至国外进行跨地区交易。
物质的繁荣带来奢侈的风气，在1541年明朝政府还有服装要求，普通人不能穿戴云冠云履。但到了明朝后期路上看到的全是穿绫罗绸缎的，当时的士绅无比崩溃，因为他们不能通过着装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了。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引领潮流。通过走在时尚最前沿，标榜自己和那些跟风的土包子不一样。但是这种时尚的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士绅刚设计出一套衣服，晚上家里的丫鬟小厮就做出来了，用不了多久就满大街都是了。追逐时尚的士绅和普通人除了越来越奢侈越来越标新立异，压根儿停不下来。
士绅除了用衣服来说明自己与众不同之外，还发展出了许许多多的癖好。比如明朝文化人很喜欢旅游。这个旅游和商人穿梭各地做买卖不一样，和普通人辛苦迁徙也不一样，文化人旅游讲究意境，要吟诗作对，发现奇景，最有名的就是徐霞客。也有一些士绅选择包养名妓或者男童来说明自己地位独特，像柳如是就是红极一时的名妓。
不过这些在有大把财富又有极强求知欲的富人看来都不是困难。他们为了进入士绅阶层，在物质上豪掷千金，到处寻找文化人当老师学习提高文化品味。但是这些豪奢争斗都在李自成起义和满人入关中宣告结束。
也正是这两个事件，才让我们发现，原来明朝文化人和有钱人几百年间的博弈，并没有动摇文化人的地位。相反，士绅不仅接受了商人的财富和部分观念，还通过获取财富的能力使自己在战乱中得以保全。
1641年，河南灾荒，1642年，李自成起兵河南东北角，一个叫李挺生的书生从生员沦为难民。他一路逃难，日渐拮据，于是想了个办法。他白天的时候化妆成小商人，在岔路口卖点小东西挣点钱。又拿着钱卖桃子，桃子卖得不错，家人生活稳定了一些。1642年中秋，有人请李挺生去当老师，他觉得自己学业日疏，有些迟疑。但是父亲说卖货始终不是正经营生，还是当文化人好，于是李挺生不再乔装打扮又当上了士绅。
从明朝建国开始，明朝社会的主流文化界人士就鄙薄商人，但到了明朝灭亡之际，却是商人的行事方式保全了士绅。这样的例子并非少数。文化人对有钱人的态度和接受在几百年的争吵、谩骂、博弈中悄然转变，儒家文化也少了对商人的污名。然而，转变的结果并非双赢。大商人富豪得以进入士绅阶层，加官晋爵，从而成为士绅。而中等商人想的依然是如何多挣点钱。商人被接纳到士绅阶层，不代表所有商人都翻了身，更多商人依然是个卖货郎。
《纵乐的困惑》读起来相当有趣，粮食、交通、图书、贸易，每一方面的描述都是贯穿全明朝的。但是就像作者所说，这是一部和商业有关的明朝文化史，而非经济史，想在这其中找到明朝经济发展的主线、全景是很困难的，想得到一个放之四海的结论也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