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读后感1800字
改变了我对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认知，中国的问题事实上是城市化进程受阻，而不是城市化过度。2014年底，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4%，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中国仍要20年。全世界范围内人口都在向大城市集中，发达国家的经济集中度更高。
除了担心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提出的是中国更应担心欧元区化。“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欧洲债务危机的两大问题是市场分割和统一货币。改革开发后，中国放权地方政府，省和省之间市场分割非常明显。市场分割并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地方政府的短视、项目审批制度和追求GDP的考核机制，每个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主义的理性行为，都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从全国范围看，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体现为产能过剩、妨碍竞争、产业小规模化和产业同构化。
农业、农村模式的转变：中国早已不是农业经济时代，农业GDP的占比不足10%，但农村人口还占大约一半。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直接关系，土地的数量和产出增长是有限。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是社会的聚焦问题，也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之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往往是山区，不合适大型的农业机械，无法搞农业的规模经营。其实不然，在云南，鲜花和蔬菜种植基地处处可见，农民通过出租土地，随后成为农业工人，收入明显提高。同时，机械化的潜力远远超过人们通常的想象。
产业乱象：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的规划过于超前，地的城市化远远大于人的城市化，各地出现了各种高新区、孵化园，几乎每个县都不乏空荡荡的工业园区。政府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级”倾向，总喜欢搞“高大上”的项目。企业要的是利润，政府要的是税收。在三大产业中，产业链较长、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地方政府当然会主要激励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忽略了制造业需要地理优势和规模经济。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类似重工业通常能够贡献更多的企业所得税。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下降，城市的扩张并没有同步增加就业，人的城市化进程受阻，而服务业的发展又特别依赖于城市化，于是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制约。如果只看第二、三产业，中国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只有越南的一半。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要面临的是技术与教育的赛跑。
户籍制度：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户籍，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农”与“非农”的二元格局，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分化。户籍转化或者特大城市实施的积分落户制度设置各种门槛，也形成对于一部分人的公共服务歧视。中国公共服务的筹资体制是基于地方财政，所以地方政府觉得教育、交通都是本地政府提供，需要本地保护。国家一直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作者提出的是更为理想的人口自由流动。作者认为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凡是通过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成功的。
异地城市化：作者一直主张，建设用地指标要跨区域配置，特别重要的就是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可跨地区流转的问题。允许把宅基地对应面积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带到城市，允许“人口流入地”把郊区的农业用地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也就是异地城市化，这跟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完全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都很难实现。这也就出现了文中反复出现，作者反复呼吁。
城市建设：城市并不是孤岛，是相互依存的生命体，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城市无序的表象下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有序。大城市可以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更为主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外部性。中国的很多城市仍然醉心打造“花园城市”，把之理解成低密度和宽马路，在新城建设中盲目追求宽马路、大广场和大的绿化带。适宜开车，不适宜行走，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服务业供给不足。高密度、马路多而窄的模式反而可以引导服务业的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行需求的减少，避免拥堵。同时，人口密度高，有利于城市投资地铁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分摊成本。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反而更环保。从时间维度来说，环境恶化是工业化经历的阶段，而不是城市发展的结果。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