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固亦从而无讥，又可乎？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殚，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
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窍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
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译文：
《论》说：“忠、孝、智、勇这四个方面，是做臣子、做儿子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君子，奉行并不断追寻着这四个方面，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们，就不配做君王的臣子、父母的儿子了。汉代的李陵出任上将，出兵征讨匈奴，我私下认为，他不为国家的事业而牺牲是不忠，活着投降匈奴是勇，放弃先前的功绩是不智，招致后来的祸患是不孝，四个方面没有一个是可以的，因而使自己的宗族灭亡了，可悲啊！
我读《史记》《汉书》，发现它们对李陵都没有明确的批评，私下为此感到很是疑惑。司马迁虽然是因为李陵而遭受罪责的，然而对李陵没有批评，是应该的吗？班固也跟着司马迁而没有批评李陵，还是应该的吗？按照《礼记》上说：“为军队谋划的人，失败就要死去。”所以失败而死，这是死得其所啊。然而李陵该死时却不死，能不得到批评吗？我看他最初带领步兵，深入到匈奴的领地，能用少数军队攻击众多敌人，用辛劳的军队击败准备充分、养精蓄锐的敌人，一再打仗一再胜利，没有谁能比他的功劳大的。然而到了士兵用尽、力量衰竭、锋锐遭受摧折而失败的时候，他不能够拼死一战，最终被活捉而投降了。
唉！丢掉国君的使命，挫伤国家的威风，不能够称作忠；向匈奴屈服，束手就擒成为俘虏，不能够称作勇；丧失战功在前，不要自己家庭的名声在后，不能够称作智；（只顾）自己免除罪行，而将灾祸转移到母亲身上，不能够称作孝。他却引用范蠡、曹沫来自比，又是多么荒谬啊！况且会稽的耻辱，不是范蠡的过错；鲁国蒙受羞辱，曹沫一定会讨回损失，所以这二位不死。然而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降低身份，使自己受制于强敌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报国之心，又有什么作为呢？那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作为大汉的将军被单于活捉，这是助长敌人（的气焰）而严重地侮辱了国家啊。况且这二位即使不死，也不会有李陵的投降的恶名；这二位如果被活捉投降，也不会有李陵的延及父母的祸患。考察这几件事的始末，李陵的事与这两位的事并不相同，然而李陵却自以为是仰慕（效仿）他们的行为，这是严重地失去了做臣子的道义啊。
我看李陵回复苏武的书信，他心中只是担心汉朝不明白自己，却没有自我反省这件事的始终。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刺穿心脏自我表白，割下头颅表明心志，何如尽到臣子的节操献上生命来取信于国君呢？与其痛心母亲之死，悼念冤死的妻子，怨恨君王埋怨国家，何如舍弃生命坚守正义而死，从而解除亲人的祸患呢？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具体情况，而听信下面的流言，立刻对李陵的家人施加重重的刑罚，难道不是对不起李陵对汉朝立下的功劳吗？”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苟且偷生，而能够接着死去，那么朝廷一定会将对他的赏赐延续到他的后代，刑罚也不会施加在他的父母亲族身上，李陵的战功足以冠绝当时，他的豪壮气节足以为后世垂范，忠、孝、智、勇四者都成立了，而且他的死将永垂不朽，哪有流言能涉及他啊！
所以不是该做的事，君子不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到了该牺牲的时候，君子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李陵不死，就失去了君子该行的正道。所以陇西的士大夫们以姓李感到惭愧，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