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三良·束带值明后》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其古诗全文如下：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前言】
这首五言古诗，属柳宗元元和四年（809年）贬谪永州期间读书有感而作。三良即春秋时代秦国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左传》文公六年载有秦伯任好卒，三良皆被殉葬的事件，《咏三良》即取材于此。柳宗元此诗刺康公而美三良，其意在刺宪宗信谗言贬贤，自抒强列的孤愤之情。
【注释】
①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②明后：明君，谓秦穆公。
③幽隧：墓道。
④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
⑤张皇：张大、扩大。
⑥从邪：指殉葬之作法。
⑦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翻译】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鉴赏】
诗的前半部分写三良从具体参政到殉死身亡，写得有声有色，情感激昂，极具现实意味，作者将自己的切身参政经验融入对历史事件的观照，赋予史事以丰厚的现实内蕴和情感深度。诗作中的“一心在陈力”数语岂不正是诗人对其理想追求和自我遭际的表白？如果再联系到革新派首领王叔文被赐死，成员王伾、凌准相继贬死的事件，那么，此处对三良殉死的咏叹，又何尝不可看作是对王叔文等惨死的悲悼？
更进一步，秦穆公以三良为殉一事在历史上是颇受非议的，但诗人自有看法，一方面，曰“明后”，曰“恩义皎如霜”，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大大表现出君主之贤明与君臣关系之密切，似乎是情之所致；另一方面，又郑重指出：“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用“礼”为标准，肯定秦穆公的非礼。诗人进一步引用《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载魏武子卒，遗命令嬖妾殉死，而其子改其命的故事，说道：“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而树起一块标牌。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指出康公应像魏武子之子那样去做，可是，康公不仅没有这样做，坚持了“礼所非”的殉葬制度，而且所殉之人竟是“良”，这岂不是罪上加罪？庸上加昏？
因而诗人对此行径不能不义愤填膺，以至公开宣称“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这话还只是就史论史之言，实际上，柳宗元在此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咏史层面，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实了。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来永州，他一直企盼朝廷召回京城重用，为国效力，而宪宗执位(806年)后，仍信谗贬贤，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这不能不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愤。他欲讨伐康公，实乃鞭挞讽喻宪宗；他为穆公开脱，实欲为顺宗张目；他称赞三良与穆公的生时同体，死不分张，实指王叔文等与顺宗同归于尽，借以慰藉忠魂；他咏叹三良的冤枉而死，实即痛悼王叔文等革新志士的悲剧命运，借以抒发自己的孤愤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