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来，怪仆悖宋儒解《论语》，仆颇不谓然。
孔子之道大而博，当时不违如愚者，颜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圣人，终有得失。趋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轲，博雅如马、郑，俱有得失。岂有千载后奉一宋儒，而遽谓孔子之道尽是哉？《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苟其得，虽童子，歌之而心通；苟其失，虽颜回，瞻之而在后。宋儒虽贤，终在颜、曾之下；仆虽不肖，或较童子有余，安见宋儒尽是，而仆尽非也？
《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书》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使宋儒而果贤也，有不审问者乎？有肯自用者乎？若一闻异己者而即怒，乌乎贤？必欲抹杀一切，而惟宋儒是归，是亦如市侩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有往往始愿不及此，而后人报之已过者。关忠武忠于汉室，此其志也，岂料后之隆以帝称哉？宋儒阐宣周、孔，此其志也，岂料后之垂为法令哉？且安知其著书时，不望后世贤人君子为之补过拾遗，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圣人之道乎？
自时文兴，制科立，《大全》颁，遵之者贵，悖之者贱，然后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使如僧诵经、伶度曲而后止。此非宋儒过，尊宋儒者之过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庸庸者习常隶旧，犹且不暇，何能别有发明？其长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猎，而不肯冒不韪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法令也。法令与宋儒，则亦有分矣。
仆幼时墨守宋学，闻讲义略有异，辄掩耳而走。及长，读书渐多，入理渐深，方悔为古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抱宋儒作狭见之迂士，并毋若仆闻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取材于《小仓山房诗文集》，有删改）
《论语·子罕》中“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形容孔子学问高深。《大全》即《性理大全》，内容为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
您写信来，责怪我违背宋儒的认识解释《论语》，我实在不这么认为。
孔子所讲说的道理博大精深，当时像愚笨之人一样对它不加违背的，就只有颜回了。有若、宰我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最终有得有失。子思直接受到孔子的教导，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后来的马融、郑玄（汉代为《论语》做过注的学者）称得上博雅，都有得有失。哪有数千年后只尊奉宋儒一派，而断然说孔子的道理在他们那儿就都对了呢？《易经》说：“仁者见到它称之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之为智。”孟子说：“道理像大路一样，哪里会难以理解！”如果有所得，即使是沧浪的童子，也能吟唱而心与之相通；如果无所得，即使是颜回这样的亚圣，也会觉得高深难解。宋儒虽然贤明，终究不能超过颜回、曾参；我虽然不才，或许比沧浪的童子要聪明一些。怎么知道宋儒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呢？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要广博地学习，要详细地追问求教）”《尚书》说：“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指勤于别人请教，学识就会渊博；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就办不成大事）”假如宋儒果真贤明，会是不审问之人吗？会是只管自己的狭小之人吗？如果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立刻发怒，哪里称得上贤明呢？如果一定要抹杀一切（解释《论语》的学说），只是以宋儒为依归，这也就和市侩等卑贱之人想要把持市场一样了。古代人常常有开始并没有料到（惟宋儒是归这种情形），后人反应太过了的情形。关羽效忠于汉室，这是他的志向，哪里料到后人尊崇他为帝呢？宋儒阐发宣扬周公、孔子的道理，这是他们的志向，哪里料到后人尊崇其学说为法令呢？况且怎么知道他们著书时不希望后世的贤人君子为他们补过拾遗，去除不对的，保存正确的，借此来合乎圣人的道理呢？
自从（科举的）时文兴盛，以宋儒之说应对科举的制度确立、《性理大全》颁布以来，遵循宋儒学说的就能获得贵势，违背它的就只能处于卑贱的地位，这样之后就束缚住了天下之人的聪耳明目，要使他们像僧人照着经文诵经、伶人照着乐谱歌唱一样才罢手。这不是宋儒的过错，是尊奉宋儒之人的过错。现在天下有两个弊病，平庸之人多习惯附属与平常的旧习，就是这样都忙不过来，哪里能够另外有新的发现？那些才能优秀之人，又多浮泛粗浅地读书，不愿意冒着错误被指责的风险去深入研究。这两种情形，都不是在尊奉宋儒，而是在尊奉朝廷的法律命令。法律命令与宋儒，也是有区分的。
我自幼墨守宋学，听到讲义中有不同的观点，总是掩耳而走。长大后，读书渐多，对道理的理解逐渐加深，才后悔被古人所束缚。您也应早早醒悟，不要固执宋儒的学说，成为（孤陋寡闻的）迂腐之人，并且不要像我这样因为闻道太晚，以致于找不到了解这个道理的人。